摘自
《邓小平时代》
[美] 傅高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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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寻邓小平

2000年夏我在韩国济州岛。

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当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个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几的主人对他说，“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

1978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

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制度。他要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到各国学习成功经验，带回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通过试验来确定能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

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

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他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在苏联的一年使他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

在法国期间，邓小平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为周恩来——他比邓小平大6岁——领导下的那个小小的中共党支部干些杂活。

1978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50年的经验。

邓小平十分聪明，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在1920年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中，他是84名过关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很优秀，学会了背诵大段的儒家经典。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当时机一到，他便能做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但邓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绵”的存在，只要他断定符合党的利益，即使是忠实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他也会将其革职。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于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复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但是，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作了更好的准备。他将完成近两百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即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

一些进步教师提高了邓小平的爱国觉悟，1919年他年仅14岁就参加了作为“五四”青年运动一部分的示威活动。

邓小平对外部世界的觉醒与中国知识青年民族意识的萌生完全同步。从这一刻起，邓小平本人便与中国人努力摆脱洋人欺侮、恢复其伟大和强盛地位的事业分不开了。

旅途本身对他就很有教育意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邓小平看到了洋人在他的国家如何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中国人。

中国留法学生四处奔波寻找辛苦低下的工作来维持温饱，他们看到法国的富商家庭过着他们在中国从未见过的优裕生活，工厂的工人则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中选留学。他们都是想学习现代科技报效国家的英才，可是他们在法国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也不愿做的活，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作为没有技术的苦力干活。此外，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工人最初一般只能当学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还要低。
这些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尽管备受屈辱，却为中华文明而自豪，并将自己视为未来的领袖。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社团；他们还分成小组，探讨中国政府为何如此软弱、世界为何变得如此不公平。这些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但邓小平等人则寻求发动一场运动，推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

经过短暂的学徒期后，邓小平像其他工人一样成为计件工，于是他学会了抓紧干活，并工作很长时间，一周长达54小时。

周恩来曾在日本和英国与激进派有过交往，具有战略意识和把各种人团结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因此成了中国青年的天然领袖。

在1924年7月的会议上，按照中共的决定，该执委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把中国和法国的加在一起不足1000人，而邓小平那时还不到20岁。

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业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致力于发展重工业。苏联也请外国人来投资。跟当时另一些人一样，邓小平认为这种经济体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允许私人企业和鼓励外国投资——能推动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地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类似于邓小平1949年至1952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过、后来又在1980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

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过去的盟友反目成仇，随时面临被揭发的危险，于是转入地下。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后，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据邓榕说，在1930年至1931年的一系列沉重打击——第一个妻子和孩子去世、自己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和责难、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之前，邓小平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但是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悲剧和挫折后，他变得更为内敛，少言寡语。

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宣传方式：讲话简明扼要，把国际大势与当前工作联系在一起。演讲结束时，听众对自己该干些什么都有了清楚的认识。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1984年问邓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他们克服兵力装备都不如对手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他特别提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

通过和毛、周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他那一代人中这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此外，作为建立新组织的参与者，邓小平也有机会了解做出重大决定的理由，思考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大框架，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1980年代重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很有帮助。

在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之后，中共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45年内战前夕确定党的任务的七大之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党代会。大会做了全面而周密的准备，为一个负有统治一个大国责任的政党提供了远景规划：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五年计划已在实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希望，党今后能够集中力量使工作步入正轨，推动经济的有序发展。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邓小平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很清楚毛在“大跃进”期间不愿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泽东。此外，他和另一些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大跃进”进行了一年后的1959年夏天，邓小平在玩儿台球时不慎滑倒摔断了腿，医生的诊断是他几个月内难以恢复工作；有些知情人认为，邓小平这是有意避开会议，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要求拥护毛泽东继续搞“大跃进”的做法，他要避免陷入这种处境。

病假开始时，邓小平的观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几个月后邓小平重新工作，他继续听从毛的命令，表达对毛的忠心。但是“大跃进”的灾难拉大了浪漫幻想家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距离。邓小平仍在贯彻毛的指示，但他扩大了自己的回旋余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毛泽东唯命是从了。从1960年到1961年，邓小平积极参与了对工业、农业、教育和其他部门的务实的调整，以缓和“大跃进”的极端做法。当时毛泽东没有批评这些措施，可是他后来发牢骚说，他讲话时邓小平坐在房间最后面，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抱怨手下的干部把他当成已经作古的人，虽然敬着他，却把他的话当耳旁风。

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批判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生活必需品。毛泽东既要给邓小平一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起用他留了余地。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曾当过周恩来助手的李慎之，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干部时是随同邓小平访美的顾问之一，据他说，毛泽东没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发生了多大变化。邓小平回京后，仍要做一些在毛泽东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坚信中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想方设法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著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

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有甚于以往，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时艰。邓小平深知孩子们因为受到自己的牵连而受苦。对于家庭以外的干部，邓小平是同志，党的政策高于私人关系，但是他与妻子卓琳以及他们儿女的关系却不以政策为转移。他们之间忠心耿耿，相互关爱，总是以家庭为重。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

邓小平在江西写的大多数信件都是为了请求允许孩子回家探亲、安排他们在南昌附近工作、让邓朴方得到必要的治疗。邓榕说，他一生中除了为孩子以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信。邓小平估计这些信会转给毛泽东，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还在江西、准备接受对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内容都是跟孩子有关的事。

有观察家认为，周恩来对林彪之死会幸灾乐祸，其实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个人感情上的强大自制力闻名，可是在林彪坠机后不久，当他向副总理纪登奎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时，不禁潸然泪下，必须停顿片刻以控制个人的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哽咽。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3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19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毛泽东在数九寒天身穿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显而易见的带病之躯拖着颤抖的双腿。他虚弱的身体和言辞打动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这样的状态前来向一个受人爱戴的同志表达歉意和尊重，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在充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大概无人能比周恩来更懂得揣摩毛泽东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赞周恩来融政治技巧、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贯的沉着老练、翩翩风度以及为受迫害者提供诚恳帮助于一身。很多了解形势的人认为，周恩来在缓和毛泽东的极端做法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对他是有意见的。

基辛格后来写道，他认为周恩来是他遇到过的两三个最令人难忘的人之一。据基辛格的助手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着参加由两个世界顶级大师进行的冠军争夺赛一样。

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毛泽东日益信任邓小平的最突出的标志，是他选定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华尔街在星期天都关门歇业，邓小平还是让下属把他带到了那里，这样他至少可以对此地有一个印象。

毛泽东顾及自己的身后评价，并不想让人记住他是个让经济陷入灾难的人。

第3章　整顿，1974—1975

不过，两位领导人虽然重病缠身，但头脑都还清楚。他们两人虽有分歧，但也有一项共同的任务，就是为党和国家选定继承他们毕生事业的领导人。

周恩来作报告时，很多人大代表都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泪；念完报告后，他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这种情感上的反应，是他们向这位临终前的领导人表达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工作出类拔萃；他在“文革”中还保护了他们中间很多人。瞻望未来，很多人盼望“文革”浩劫早日结束，国家能够最终致力于周恩来在11年前首次宣布、在这次报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务——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为了在熟悉基层情况的基础上提供有力的领导，各级干部为下一级选出可靠能干的领导人便至关重要。在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

裁军是一支现代、稳定的军队能够长期发展的最关键的第一步。

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他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邓小平于1975年5月12日至17日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出访一个西方国家，这使他有机会着手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做准备——就像1950年代学习苏联一样。

第4章　向前看，1975

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正当性的信条。

鲁迅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毛泽东十分崇敬鲁迅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江青在1970年代却对出版鲁迅的书信之事横加阻挠。

美国科学家在1973年5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

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浒》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

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邓小平却向深处动手了。假如毛泽东还在世时邓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击他在清华大学的人，那么毛去世之后，说不定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

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勒进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做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现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它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

第5章　靠边站，1976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毛泽东的去世让举国陷入悲痛之中。这是一个领导了中共40年、领导了国家27年的传奇人物；政治上一无所知的普通群众一向接受着热爱毛主席的教育，为他们顶礼膜拜的领袖的去世而落泪，表达着他们的崇敬之情。

华国锋还宣布，毛泽东的遗体在解剖之后，将被保留并供人瞻仰。后来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一座纪念堂，参观者在外面排队进去瞻仰毛的遗容。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罗克珊·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毛泽东去世后，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也许她还应当在“狗”的前面加上“会咬人的”，这更能说明她的特长：她在肆无忌惮地毁灭毛认定的打击目标这一点上无人能比。清楚她来历的有教养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个专门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荡妇和不正当地发了迹的二流戏子。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度，表现出急于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来不体贴别人。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了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10月6日晚，汪东兴的一小批警卫人员已埋伏在室内，但是楼外一切如常。将近8点时王洪文从东门迈步走进房间，立刻就被警卫扭住。他怒斥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这是干什么！”警卫把他摁倒在地拖进了大厅。华国锋起身说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厅后，张春桥也提着公文包准时到达。他正要从东门进入大厅，也被警卫抓住铐了起来。华国锋向他宣布要对他的罪行进行审查，他也乖乖就范。姚文元一到，在楼外就被逮捕了。

35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被消除了。
大约在同时，华国锋和叶剑英还派出一队特别人马前往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以确保“四人帮”余党无法向社会传播消息，不公布任何新闻，直到把“四人帮”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为止。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突然公布，让已经厌倦了无休止斗争的民众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们对那些人会卷土重来的顾虑。10月18日消息公布时，全国各地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据观察到这些事件的外国记者报道，所有大城市都有异常兴奋的群众涌上街头庆贺。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你办事，我放心。”此举有助于使各军区党委书记相信毛泽东确实选择了华国锋。与会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当选的态度。

“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第6章　复出，1977—1978

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决定于1977年1月6日做出。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华国锋的权威完全来自于毛泽东的选择和他在党政官僚体制中的官方职位。可是在1976年的中国，体制内的名义权威仍然是根基不牢的。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象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华国锋指示他的拥护者写了一篇理论文章，以证明他忠实于毛的遗志，这便是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20年所奉行的路线。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需要得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批准，但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还自告奋勇承担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是四个现代化中最关键的一环，能够促进另外三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和国防）。

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邓小平后来上了年纪，开始减少工作量，但1977年复出时，72岁的他仍然精力充沛地投身于工作。

邓小平认为，应当把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年轻人送到国外留学，他为此设立了出国留学计划。他坚信，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中国有大量的聪明人。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落后，必须向西方学习。为了向国外学习，中国可以购买其他国家的教材（用来改进中国的教科书），派学者去海外学习，邀请外国科学家来华访问。

从刘做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他在会议结束前宣布，“应当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培养人才、见效快的好办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变并非易事。要确定考试科目，挑选出考题的人员，公布考试计划，为数百万人举办考试，组织和完成评分，确定哪些大学招生以及录取多少学生——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的任务。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学的开学时间比预期晚了几个月，也不是事事顺利，但确实重新开学了。

约578万在过去10年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人——其中很多人当时仍在农村劳动——在那年冬天参加了高考，但大学的录取名额只有27.3万。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者的实际录取率只有5.8%。自中共统治中国以来，大学第一次不把阶级出身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录取完全根据考试成绩。

与社会科学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但是他相信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也是引导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

《理论动态》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已经酝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的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是中央党校1977年秋季入学的学员——数易其稿而完成的。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做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

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他并没有注意，争论热起来以后他才找来看了看。他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他表扬了胡耀邦组织的《理论动态》理论班子，并且说应当让它继续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东兴等领导人搞好关系，邓小平安慰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另一些领导人支持“两个凡是”而发生一点斗争也是难免的。邓小平在争论的关键时刻给予支持，这让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许会心灰意冷地屈服。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这两篇文章成了磁铁的两极，各自吸引着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极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15个不同的国家。

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他们还惊奇地看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征税，并对当地事务做出决策。代表团回国后认为，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

他在务虚会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李先念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人能够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20世纪取得重大进展。

他还指出，“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它很落后，只解决表面问题，造成机构重叠，助长官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共的官方历史中，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开始实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会议。其实，三中全会仅仅是正式批准了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召开工作会议时距离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已经两年，对各种观点都可以重新展开讨论，人们不必再担心被指责为对毛泽东不敬。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称赞这次会议说，它标志着我们党又恢复了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传统。他说，这是自1957年（当时的“双百方针”鼓励自由表达）以来党的会议上最好的讨论。有人认为，它是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最好的会议，还有人认为，它是1941年至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最好的一次会议。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3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

邓小平很少为讲话写提纲，但是为了这次会议，他在12月2日拿出一份有3页纸、共计1600字的说明，他就讲话的风格、内容和要点，向负责起草的人交代了他的要求。他对起草人说，讲稿要简明扼要，句子要简短，听起来铿锵有力。他要说明中国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改革。12月5日邓小平读过初稿后，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的意见。12月9日和11日他又两次与起草人见面审阅新的草稿，并重复了同样的详细过程。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人“算账”。……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安定团结是头等大事。”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已经登上最高职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它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领导层想避免让民众和外部世界产生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权力斗争的印象。

在1979年，用西方的话来说，华国锋是个不能当家的软弱的董事会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轻视。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成为高踞于华国锋之上的头号领导人，他尚未配备好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统治架构。但是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政治技巧。到1979年夏天，邓小平要收紧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统治架构时，便开始逐步削弱华国锋并终于让他靠边站了。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红卫兵引用历史典故和历史故事，不但打击在位的干部，而且批判几乎所有的小说、故事、戏剧和文章。

宣传部门的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很多人在传达和坚持这些限度时却变成了小暴君。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一次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一千余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高，二百米长，它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交车站之一，有多路公交车交会于此，乘客熙熙攘攘。

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1967年后下乡的1700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700万人获准回城。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

邓小平对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Sasaki Ryosaku）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表达他们的观点。

随着人群每天在西单墙前聚集，异常兴奋的中国人渴望了解情况，急切地与外国人交谈，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既幼稚又极为真诚的问题。例如：你们国家由谁来决定报纸电台的报道内容？

但是，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例如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尽管《人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1979年1月3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虽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决定压制批评的是邓小平。

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3月29日，即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4天后，他就被抓了起来。此后，去西单“民主墙”的人一下子少了许多，只有少数大胆的人还在贴大字报。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估计，在随后几周里北京大约逮捕了30人——与1957年或“文革”时期有成千上万人被捕这一点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在于光远看来，邓小平从12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3个月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仍然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

不像1957年的毛泽东，1979年的邓小平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做出限制的人，继续为四化积极工作。但是，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断的拉锯战，这场拉锯战最终在1989年6月4日导致了一场悲剧。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1977年夏天邓小平重新掌管国防和外交工作后，面对着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对抗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二是为争取外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帮助打下基础。为了减少苏联的军事威胁，他努力加强与邻国的关系，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张。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们充满自信，能够与外国领导人平等地打交道。

但是，与毛和周相比，邓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也更加坦白直率。在会见外宾前，邓小平不接受口头的情况简介，他会阅读下属准备的有关来访者及其来访目的和应讨论议题的文件。像过去毛和周的情况一样，通常会有一名外交官先行会见外宾，由他把来访者的意图告知邓小平，邓小平再接见他们。

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

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先说几句机智的开场白，对外国客人表示欢迎，然后迅速专注于他要讨论的议题，直率、明确、强有力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他的结论是，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立场相同的另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北欧各国——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同时，中国要努力使另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疏远苏联。

在会谈中，邓小平用了整整两个半小时来阐述苏联和越南的威胁。他不用笔记，像基辛格和周恩来一样，全凭自己的综合分析和长远历史眼光纵论地缘政治的大势。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作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个人不难对国家利益做出冷静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年轻时曾激烈抨击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但是当他担任要职时，他会依据所看到的国家利益变化而审时度势。

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也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他本人在做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记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

《时代》周刊1月份第一期将邓小平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理由是他让一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步入了新的开放之路。《时代》周刊承认华国锋仍是主席，但是把邓小平称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建筑师”（architect）。《时代》不知道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元气大伤，将邓小平称为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华国锋则是董事会主席。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

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们交往愉快，但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刻板。他们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邓小平无法忍受别人会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

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么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

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要比把一两个领导干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旧组织更容易控制权柄。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行为一贯、统制方式始终如一。

作为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他——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邓小平就像中共领导层的其他同事一样，认为群众不仅需要在学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断接受宣传，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之理解为何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而这种“教育”，需要辅之以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对于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的惧怕。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统制原则，但是翻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做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统制模式的基本原则：

• 言行要有权威性。
• 捍卫党的地位。
•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
• 牢牢掌握军队。
•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
• 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
• 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
•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
• 做事果敢。
• 推进、巩固、再推进。
•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
•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
•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力量的抵制。
•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
•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指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
• 研究和营造“气氛”。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的人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用的智慧。

因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过来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的噩梦，这类情况时有发生。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

在整个1980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做的最后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做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他认为人需要物质刺激，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才能保持干劲。他坚信，经济繁荣靠的是竞争，不但追求利润的经济生产者和商人如此，希望为当地带来进步的干部也是如此。

虽然调整政策随着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而结束，但是作为调整政策一部分的一项重要计划仍在继续，即计划生育。陈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以资源条件而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随后便于1981年1月4日出台了第一号文件，要求干部“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鼓励一对夫妻只生一胎”。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无条件执行，但是由于政府没有钱为农村提供养老福利，因此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纪后能有一个儿子照顾。
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实行过如此严厉的节育政策。吊诡的是，毛泽东在城乡建立的强大基层制度，变成了实行计划生育新政策的武器，而计划生育是受到毛泽东强烈反对的。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实行后，大多数城市家庭都选择了只要一胎，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农村家庭也不是很多。

他说，为了减少粮食进口，增加国外技术的引进，在本世纪末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这项政策是必要的。

简言之，正如杜润生所说，取消公社，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了。到1980年代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做出灵活反应。

到1978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正因为如此，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秘诀这一点上，除了日本和韩国外，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相比。

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

会议的结论是支持价格双轨制，即一轨价格适用于国家计划内产品，另一轨价格则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完成定额的国营企业可以将超额部分以市场定价出售。这样一来，很多企业会转而以市场为导向从事生产，而在向市场转型的过渡期又可以依靠计划内价格获得一定的稳定性。有些世行官员批评价格双轨制，因为这会给国营企业的干部制造迅速牟利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计划价格购买商品、再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但中国高层官员认为，他们有把握用行政处罚手段控制住腐败。

国庆节十几天之后，邓小平充分利用这种高涨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当时对经济改革最全面的阐述。它既包括宏观理论分析，也概述了为全面扩大市场铺路的措施。《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领导起草这份文件的赵紫阳达到了邓小平要求的目标：明确解释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接纳市场改革。

邓小平说，文件最重要的内容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重申了实行开放的基本论点：中国历史表明，只有国家开放，才能取得重大进步。

邓小平深知对党的政策随意改变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做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邓小平对于从长期来看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然而，不论中国有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邓的选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被证明要成功得多。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中共领导人一旦为了赢得民众支持而鼓动起民族主义感情，就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选择背叛民众被激发起的这种情绪，邓小平也不能例外。

邓小平知道已经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结果：美国不会停止对台售武，但对售武做了限制——而随着美国对台售武的减少，邓小平可以乐观地认为，从长远看台湾终将回归大陆。

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做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邓小平欢迎台湾人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结束会谈走下外面的台阶时，被一名记者的提问分神，脚下一滑导致膝盖着地。这一插曲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间新闻播出，后又在香港电视上反复播出。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撒切尔夫人受到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个头，幸亏有身边的柯利达搀扶才没有跪下。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组成。

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做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做出终审判决。

可是，表决刚过4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彻底断送了。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迅速恶化。

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1957年正值冷战高峰，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科罗拉多训练一小批康巴人，然后派他们潜回西藏搜集情报。

流亡藏人的一个代表团访问青海省时，受到当地大批藏民的欢迎，这让北京的官员既吃惊又尴尬。

达兰萨拉藏人的3个代表团来访的效果与预期的相反。邓小平本来以为，在中共的领导下，西藏自1959年以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流亡藏人代表团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会给他们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更加严厉地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的政策。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为了达到建立一支专业化军队、逐渐为其配备现代装备这一目标，邓小平和叶剑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经变得“软、散、骄、懒”的人，为老干部建立退休制度，为裁军提供一个框架。同时，他们还要大力加强军事训练和演习，以确保精简后的军队的战斗力。

最终，邓小平的权威和他认为必须对苏越威胁做出强硬反应的信念，胜过了其他人的顾虑。北京的一些干部相信，邓小平发动并具体指挥了这场战争是为了使他自己在掌权后加强对军队的个人控制。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知道美国因为与日本和韩国是盟国而向它们无偿提供技术，所以他要向美国表明中国打越南就是要与苏联划清界限，不存在与苏联人修好的可能。

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和薛理泰后来研究邓小平在打越南中发挥的作用时得出结论说，“无论是这次进攻的战略思考还是战争目的及规模的确定，都是来自邓小平本人。他选定自己最高级的战将担任战场司令员，动员相关各省支援战斗，批准作战细节，下达作战命令。这是一场邓小平的战争。”

中国预计一周内拿下全部5个省会城市，但直到开战3周后他们才攻下谅山。而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谅山附近，中国军队在这里集中兵力要取得对通向南边河内的要道的控制权，向越南人表明他们可以威胁到越南的首都。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5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据估计，中方在战斗中有25000人阵亡，37000人受伤。
3月6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刻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的基础设施。邓小平曾保证，战斗不会长于1962年33天的中印战争。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始于6日，3月16日完成撤军行动，距开始进攻时不过29天。
在进攻越南之后的宣传中，无论对内对外，中方都把它称为“自卫反击战”。中方说，这是对自1978年开始越南人在边境多次袭击做出的回应。

中国军队从11月到次年2月匆忙开战，意味着它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中方的指挥和控制功能薄弱，而且缺少准确的情报。具体说来，两大军区的指挥部在越南作战时缺乏相互协调，互相不了解对方的行动，它们分别给下级单位下达任务，却不知道另一方的下级单位在做什么。解放军很难为它的表现感到自豪；有些司令员抱怨说，应当允许他们一直打到金边，夺取全面胜利。军队的很多将领，虽然没有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完全反对打这场仗，他们觉得中国受到的包围还没有危险到非要发动这次进攻。

有些中国人把攻打越南称为“中国最后的战争”。鉴于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不妨把它称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国防战略，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人民战争”和核武器。“人民战争”是指动员地方民众骚扰和消耗装备更精良的入侵之敌，这在抗战时期曾被有效地用于对付日本的长期占领。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年8月18日，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辞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个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

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对他的计划做了说明。成立一个地位很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让老干部担任荣誉职务，继续享受与职务挂钩的各种特权。老干部不难看出邓小平是要让他们变得“有名无权”；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就对军队的退休问题提出过类似方案。后来，政治局的老干部确实变成了中顾委的核心成员。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于一年后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1941年就赞成的观点。事实上，1980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

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指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在民主的问题上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5月13日发表了有关中共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

中国在1980年初只有大约350万台电视机，随着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1985年初已超过4000万台。1986年的中国电视观众从电视上了解了国内外大事，包括蒋经国在1986年9月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8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之所以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

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的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邓小平知道让胡耀邦下台会带来麻烦，因为胡耀邦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把胡耀邦撤职也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当初选择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泽东和林彪翻脸使人怀疑毛泽东当初对林彪的判断是否明智一样。邓小平也知道，在献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

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说：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要开除。……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的当权者，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全党的一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决。对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做出严肃处理。

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

胡耀邦被解除了总书记一职。赵紫阳仍然担任总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总书记。赵紫阳说，他不想当总书记，他更适合担任总理，但与会者确实普遍认为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表现出众，因此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让他担任代总书记的决定。

在一些自由派干部看来，像胡耀邦这样为国家辛勤工作、大公无私的人，其治理方针本可行之有效，却被他忠心效力的人罢了官，是一场悲剧。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另一些干部则认为，假如胡耀邦继续在台上，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因为胡缺少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所必需的坚定立场。他们感谢邓小平精心安排，没有给党造成损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党内高层的团结，使邓小平的改革得以继续。两年后胡耀邦去世时，这两种分歧严重的观点再次交锋，并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后果。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至死不放弃权力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

第20章　北京：1989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在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的权利。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女的金钱来源。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

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对于邓小平来说，戈尔巴乔夫从5月15日至18日对北京的访问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长达30年的疏远即将结束，关系正常化露出了曙光。……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胜利，他准备做一个热情的东道主，欢迎世界各地的记者前来共襄盛举。

在绝食导致的纷乱中被迫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这让邓小平和老干部们脸上无光，他们连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维持不了。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确实，广场上的大戏很快就使戈尔巴乔夫的访华黯然失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少数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

原定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戈尔巴乔夫记者招待会，由于车队无法通过广场，最后一刻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但是大批记者并没有去记者招待会，而是仍然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戈尔巴乔夫的到访不仅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邓小平希望学生能够听从向他们发出的爱国呼吁，在戈尔巴乔夫抵京前离开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来说，按中国的条件结束中苏分裂是一件大事，绝不能放弃把天安门广场作为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可是很多学生却不肯让步。当时邓小平不想派军队进来，就是不想引发冲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活动。但是，当学生们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顽固地占据天安门广场时，邓小平认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

邓小平又说，上海的江泽民在1986年采取果断的自上而下的措施关闭了不听指示的《世界经济导报》（有助于平息那里的学生示威），成功恢复了秩序。邓小平相信，现在也需要这样的果断措施。但是邓小平认为，现在北京的警察已不足以恢复秩序，需要动用军队。

次日上午凌晨5点，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了他对学生的关切。赵紫阳拿着手提扩音器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他说，他也年轻过，也参加过游行，并不想后果会怎样。但他劝说学生放弃绝食，爱惜身体，以便积极参加“四化”建设。这是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5月17日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后，就迅速开始实施戒严的计划。第二天上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杨尚昆宣布了实行戒严的决定。19日上午9时半李鹏宣布戒严将从10点开始。杨尚昆指示军队的司令员说，士兵即使受到挑衅也不要开枪。大多数士兵甚至没有携带武器。

不论广场上的学生还是高层领导，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一幕：很多北京人蜂拥走上街头，彻底堵住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进城的5万名军人，6条主要道路和其他小路概莫能外。
那天夜里皓月当空，将北京城照得如同白昼。外国记者看到人群涌上街头，第二天凌晨4点半，被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喇叭兴高采烈地宣布，各个方向的部队都已被堵住，无法到达广场。广场上的示威者欢呼雀跃。
士兵大多是农村青年，与城市大学生相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远不如他们灵活，对自己遇到的事情毫无准备。外国记者报道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显得手足无措。他们被告知不要对辱骂做出回应，不能造成流血。他们遵守了命令。士兵几乎都没有携带武器。学生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同被堵住的卡车上的士兵交谈。有些士兵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准备，显得有些同情学生们的诉求。

5月19日实行戒严的前一天，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就已选定江泽民做总书记；他们打算在四中全会后立刻宣布对他的任命。

邓小平认为江泽民不应该带着他在上海的班子来任职，相反地，他要求大家团结在江泽民周围，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新的领导班子一到位，邓小平就会宣布他彻底退休的打算。
江泽民并不知晓这些高层对他的未来角色进行的讨论。5月31日李鹏打电话通知江泽民立刻飞到北京，但没有解释理由。江泽民抵京后，李鹏对他说邓小平要见他。第二天邓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为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私下拜见了另外两个元老陈云和李先念，并立刻开始为自己的新工作做准备。

中共最高领导层在选拔接班人时偏爱出身中共革命者的家庭、特别是烈士家庭的人，因为他们在紧要关头能够靠得住，绝对忠实于党。邓小平需要完全投身于改革、了解改革的人，而江泽民正是这样的人。他所需要的人也必须能够果断娴熟地处理危机，江泽民在处理1986年学生示威和关闭《世界经济导报》时表现出了这种素质。邓小平所寻找的人还必须能与各种人搞好关系，而江泽民在上海和北京时，证明了他能够同其他干部和睦相处。在开朗的外表背后，江泽民其实是个聪明成熟的政治人才。虽然他没有在北京的权力结构内部工作过，但他利用在政治局的3年熟悉了党的领导人和中央事务，使他成为能够有效处理政治问题的公认的人才。

6月3日凌晨2点50分，迟浩田得到“用一切的手段”恢复秩序的命令。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很有眼光的墨宁（Melanie Manion）解释了其中的理由：“即使为了控制骚乱而在6月3日清空街道，也极有可能无法结束抗议运动……抗议者只会暂时撤退，然后又会积蓄起更大的力量……6月4日动用武力，确实立刻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这场运动。”很多观察者看到5月底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认为不使用暴力清空广场也是可能的。但中央领导层不仅担心广场上的学生，而且担心国家权威的普遍弱化，他们断定为了恢复政府的权威，必须采取强硬行动。
此时距苏联瓦解还有两年，但是邓小平在1989年就坚信，苏联和东欧领导人没有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力做出足够的努力。在波兰，1989年4月4日的圆桌会议使团结工会取得了政治控制权，将总统一职改为由选举方式产生，随后便是共产党的解散。巧合的是，波兰定于6月4日举行大选，而中国军队则在这一天进驻天安门广场。曾在苏联留学的江泽民后来赞扬邓小平行动果断，使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

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和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然而他们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40年代末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他们也不同于80年代初的学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他们是他们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缺少人生历练，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他们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个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他们中的领导者如走马灯一样不断变化，参与者如一盘散沙。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出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演讲和敢作敢为。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赵紫阳的支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能鼓励聚集在广场上的示威者，但并不能控制他们。
那么，中国的学生为何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者，在6月4日之后不再举行抗议活动了呢？很多学生逐渐相信，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延续共产党的领导要比其他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的参与者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一心追求自己的前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去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的数量无法与后来相比，尽管当时发生的野蛮行径所伤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六四”事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让外国记者能够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向全世界报道。

如此一场悲剧，寻找悲剧直接原因的人将矛头指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广场的决定。

寻找深层的原因的人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和赵紫阳在1988年放任通货膨胀上升和放松对消费品价格控制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群众感到不满和焦虑。

我们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对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府仍然怀着深深的渴望。官场腐败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来有增无减。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

西方人沉溺于天安门事件的戏剧性场面，西方电视台不断播放捣毁“民主女神”像、试图孤身一人挡住坦克的青年人的画面——所有这一切只会加强外国政府的反华情绪。外国对异见人士的支持和对华制裁是难以消除的。
邓小平明白，外国对示威者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使得在中国维持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他知道外国人的批评会在中国赢得一些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重新肯定了保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天安门事件过去3周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肯定了过去两个月为制止动乱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和恰当的。全会公报赞扬了邓小平等老干部面对动乱时发挥的作用，赞扬了军队和警察的贡献。全会还正式批准了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老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要坚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
然而大问题依然如故：很多中国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党内一些元老则毫不动摇，认为维持秩序必须收紧控制，如何弥合双方的鸿沟？对于了解邓小平的人来说，他采取的战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

1989年8月17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把杨尚昆和王震叫来，他对他们说，他打算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把自己仍然担任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党内领导人明白，这不仅意味着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江泽民，而且是交出了对中国的全部责任。
邓小平等人从北戴河回来后，又在1989年9月4日把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和万里——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计划。刚开会，邓小平就提醒他们，他过去多次说过，自己最后的责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干部能够自动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龄没有硬性规定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邓小平说，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国际麻烦；最好还是在他仍然健在时交出职务。但是，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仍可以通过会见他所熟悉的外国客人发挥一定作用。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邓小平退休的这一天柏林墙被推倒，但他的退休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1989年11月以后，邓小平不再主导政治舞台，他不再参与问题的确定、大政方针的制定，做出最后决定或控制媒体内容。不过，他确实继续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如果必要，他还会使用这种力量。

但是，与美国的舆论，尤其是主张严厉制裁的报纸相反，布什说，他不想为了中国政府的行动而惩罚中国人民。布什了解中美关系的艰难历程，他要避免将来有可能给恢复中美关系造成更大困难的任何对抗。他说，从长远看，继续接触能够加强中国内部争取更大自由的压力。

江泽民解释说，在中国实行戒严不是为了对付不守规矩的学生，而是为了维护秩序。就像1957年时的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肯定了民主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但能取得多大的进展，取决于国家的政局稳定。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就曾宣布对党的体系的信念，他对泰国首相差猜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么来进行宣传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强调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1940年代就是宣传的主题，而且从未消失过。但是它在195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起着次要作用，当邓小平在1980年代试图加强与西方的关系时，它已经趋于没落。然而在1989年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是抨击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结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在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

即使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到1980年代末时很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人过于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天安门事件后的几周内，邓小平开始强调他的爱国主义教导。……1989年后的几年里，当初激进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在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客观上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也远远超出了邓小平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后愈演愈烈。随着外国在1990年代逐渐减少制裁，中国必须在这种有排外之嫌的爱国主义与努力恢复邓小平在1977年以后建立的对外友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一代人之前的1965年，毛泽东对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资产阶级”政策感到不悦。他无法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传播自己的观点，便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次日该文又由上海市党报《解放日报》转载。然后，71岁的毛泽东乘专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汉等几个城市，为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点火。
这个故事在1991年又重演了一次。当时邓小平对北京沉闷的经济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说了算。他不能在《人民日报》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便把它登在另一家报纸——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可是1991年这把火并没有点着，决心已定的邓小平在1992年又点了一把更大的火。他以87岁高龄，乘专列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

谨慎的计划官员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失控要对1989年的悲剧负责，因此他们更坚定地要把国家控制在他们认为唯一安全的轨道上。邓小平则认为，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样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和开放才能维持民众的拥护，使国家得以生存下去。

邓小平重申，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而紧缩政策加上外国制裁的副作用，正在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邓小平认为，只有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

当邓小平的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并没有收到通知，甚至连江泽民也不例外。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队一手操办。北京的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小平夫妻、他们的4个子女（只有小儿子邓质方没有随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谁能反对这个老领导的家庭去度假呢？

发了一通脾气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要点：“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尽管他是在向武汉当地的人说话，他的话也没有登在公开的媒体上，但很快就引起了江泽民的注意。两天以后江泽民对手下的干部说，要加快开放步伐，恢复对外开放政策，减少会议的数量。

他们只被告知要为接待他一家人前来度假做准备，但是当邓小平到达深圳时，他们已经收到在武汉和长沙与邓小平见过面的干部的详细报告，他们意识到，这并非一次寻常的家庭度假。

参观了世贸中心大厦后，邓小平在返回宾馆的大巴上再次谈到他的很多基本观点：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先富起来的地方要多缴税，用来帮助落后地区。但各地的情况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锅饭”，这会打击人们的热情。邓小平鼓励干部进行试验，敢于冒险，不要怕犯错误，有错改了就好。

5月底，党中央印发了旨在贯彻邓小平政策的四号文件。文件宣布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和9个边境城市，并宣布30个省会城市一律享有和经济特区同样的特殊政策。
江泽民决心在邓小平的最后考试中过关。春季，在公开场合，他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力鼓吹者。

6月12日，在做了这次重要讲话3天以后，江泽民去问邓小平，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显然它是被打算用来取代“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邓又说，“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的考试过了关。邓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他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十四大的主题。不出意外，反响果然不错。

江泽民不但赞扬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把他的观点上升到“邓小平理论”（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由此得名。）的高度。知情人都清楚，邓小平是个实干家，不是意识形态宣传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很多领导人不同，他并不认为担任最高领导人必须成为理论家。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邓小平的功绩是，他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采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邓小平“理论”正是按他所希望的样子完成的：它们为支持继续扩大市场的实用主义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毛泽东的基本信念——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式微，并且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相反，邓小平的基本政策和人民的经济需求与愿望产生了共鸣，在后来的十几二十年里继续指导着政府的决策。

虽然邓小平的精神主导着中共十四大，但直到大会结束时他才到场。邓小平进入会场时，走到江泽民身边站了大约20分钟，让电视摄像机拍下他们两人在一起的镜头；邓小平把衣钵传给江泽民，这条新闻传遍了全国，传向世界。江泽民已经表明要坚定地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现在表明他完全支持江泽民。从那一刻起，江泽民不再需要回头看邓小平是否同意；权杖已传到他的手里，邓小平等人现在把他称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鉴于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各国政权崩溃后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江泽民能成功地掌舵稳步前行，堪称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邓小平在十四大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是胡锦涛，他成为继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

按邓小平的计划，中共十四大也标志着任期终身制的结束。为老一代革命家表达意见提供正式渠道——因此也缓解了他们从一线退下来后的心情——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正式解散。此后，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任命都有任期限制。

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后的几年里，中国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其规模也是前无古人的。实际上，从1992年到1999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10%。

快速增长引发了又一轮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但朱镕基在1995年以软着陆方式控制住了这些压力。

在改革派实行新政策后，住房建设也开始腾飞。1995年以前，住房都是由工作单位或城市的干部分配，这一年之后政府放开了住房市场，国家雇员得以按补贴价买下自己的房子。由于私人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和从建房中获利的机会的到来，新住宅的建设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并没有使谨慎的计划派和正统的意识形态宣传家闭口不言，但却使可以接受哪些目标和手段的争论再次转移了方向；不论有多么勉强，即使最警惕的计划派也开始逐渐接受让市场和外贸发挥更大作用。随着无数中国人从国内外市场中受益，改革开放成了不可逆转的政策，重新关上1978年后打开的大门已经不可能了。

然而，不管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如何，很多人钦佩他以87岁高龄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确保中国在加快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步伐的举动。确实，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邓小平看到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仍遵循着他所制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推动着中国的进步。最后几年他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并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 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邓小平曾说，他要让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他希望人们好好地记住他，但不想让人们像吹捧毛泽东那样为他大唱赞歌。毛主席自视为功高盖世的皇帝，邓小平则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994年春节。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会议了。他于1997年2月19日午夜后去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森氏综合症和肺部感染。他要求自己的葬礼简单朴素。……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第23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但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当然，这一巨变的思想基础来自很多人，而且没有人完全预见到了事情将如何展开。我认为，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
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起强有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对人们进行激励，也支持给人们提供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的希望，以免让人们以后失望。他赞成给各种专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国的交往、与它们的领导人建立切实可行的关系时，邓小平扮演着核心角色。邓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种深刻信念的指导，即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进步；而这一嫁接外国科技与管理的过程对中国既有体制所带来的震荡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但是，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
中国皇帝极少有兴趣向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扩张。在15世纪的短暂时期，中国的皇帝一度允许建造远洋船舶，7次派太监郑和远航，远抵中东和非洲东海岸。但后来的皇帝不但禁止这种远洋活动，而且禁止建造远洋大船。对他们来说，能够管好中国漫长的边境就够麻烦的，更不要说和远在海外的国家建立联系了。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毛去世后，华国锋也接受对外开放的做法，但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所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做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他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的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种体制：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

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领导班子的成员通常有任职若干年的期限，但随时有可能被上一级领导撤换。

就像邓小平一样，他的接班人也认为正确选拔、培养和监督干部能够使干部形成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的觉悟。由于下级干部对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权，因此在选拔和培养领导班子成员上相当认真。

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以陪同上级参加各种上面的会议和党内的非正式聚会。他们还会参加党校的培训班，组织上认为最有前途担任国家级领导人的干部，可以进京学习中央党校的课程；认为能够担任省市级领导职务的人，则去各自地区的党校学习。

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邓小平建立的这种延续至今的体制，更重视结果而不是遵循规则，它所培养的干部要具有评估问题的全局观和创业精神，能够支持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这种党的领导班子体制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创，但他稳定了这种体制，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把评价干部的基本标准从对政治运动的贡献变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基本体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大胆取消了“阶级出身好”这条选拔干部的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办法。根据邓小平在1977年采取的新路线，很多“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了干部。
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初中（相当于美国的7到9年级）、高中（相当于美国的10到12年级）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邓小平于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甚至在当上干部的人中间，出身名牌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就业，入读较差大学的人则要从较低级别的机关做起。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1980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不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干部，他的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试，而是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这种制度在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里也得到了沿用。

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中国自有历史记录以来直到199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年以前，落后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范围之内。

预计到2015年，即邓小平退休20年后，估计将有7亿人，即一半人口将成为城市居民。

在1978年开始改革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农民的大批流入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

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的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地来自城市中的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青年的吸引力。不过，这些变化一旦发生，官员便相应做出调整以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他们开始改进地区管理，将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纳入管理范围，允许乡镇和县城在升格为城市时做出调整。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开放时，食品、医药、产品及工厂安全、劳动环境、最低工资、建筑规程等领域规则缺失。在1980年代初，如果创业者得到一些可口可乐空瓶，再灌进颜色相似的液体，并不存在相关法律来禁止他把这种东西当作可口可乐或类似饮料销售。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旨在保护民众、对公司的逐利行为加以限制的法律法规也是缓慢形成的。邓小平统治时期的中国，经历着类似于19世纪美国和欧洲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当时既没有反垄断法，也没有保护工人的法律。在1980年代的中国，当市场爆炸式地增长时，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也不可能马上训练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官员。从某些方面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类似于19世纪的美国西部，当时那里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国尘土飞扬的偏远小镇里带枪的地方治安官一样，中国地方官员管理着地方市场：由于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统，法律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从地方干部和商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无章法的状态有一个好处，就是和那些拥有合乎“法定诉讼程序”要求的精密法律体系的国家中的领导人相比，它可以使掌权的领导人更快地做出决定。

邓小平也知道，苏联和东欧的官员阻挠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革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邓小平要让干部致力于改革，为群众谋福利，因此政策允许一些地方干部先富起来，但前提是他们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成功。邓小平很重视维护党的地方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在邓小平看来，公开揭露为现代化做出切实贡献的干部所犯的错误，会让他们更难以开展工作。但是邓小平并不想保护激起民愤的干部，他会随时对因为无视公共利益而受到当地群众反对的干部进行严肃查处。

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有些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限、车间环境和安全标准，往往比西方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时可怕的劳动条件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企业利用相关劳动法规的缺失，让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为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也几乎没有安全或质量标准可言。对于数千万青年农民工来说，能在沿海地区的工厂生活和打工，虽然工作很辛苦，报酬也很低，但仍然比农村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强不少。他们愿意超时劳动，甚至因为害怕被解雇而忍气吞声。

邓小平所带来的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后他的接班人将在未来很多年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 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
•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
• 遏制腐败。
• 保护环境。
• 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
邓小平认为，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所理解的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于激动，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
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邓小平之后的年代，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的一些安全专家就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开始争论中国在强大之后应当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从2010年到2011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其中一些中国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后，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要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