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时间地图》
[美] 大卫·克里斯蒂安
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第1版
推荐序
语言和其他符号的使用形成了一种新的能力，也就是克里斯蒂安所说的“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这又导致人类社会具备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共同协作，改变并且分别拓展他们周围各不相同的生态系统中的生态龛。
克里斯蒂安的成就真正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他发现每一层面的变化模式都是相似的。
克里斯蒂安所发现的暗藏于“混沌和复杂性的无尽的华尔兹”里面的规律，不仅仅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且是这部著作中最重要的成果。
与其他那些把授课范围限制在世界史之内的历史学家不同，克里斯蒂安决定从宇宙本身讲起；在他开玩笑地将这项研究称为“大历史”的那一年，也曾有过犹豫，此时其他院系致力于各研究领域讲授不同课程的同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2011年新版序言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人们有着非常强大的习俗，即“历史”不会指早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的历史。直到C14及相关的断代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问世后，大历史研究才成为可能。
大历史最为激动人心之处是其内在的全球特点。在大历史中，人类第一次被视为是单一物种，直到很晚，在大历史的研究中国家或文明的视角才变得重要起来。因此，大历史坚持为人类的过去创造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叙述，这种叙述不见于国家的视角，而是像科学一样既适用于首尔或德里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也适用于伦敦或纽约。
导论：一部现代创世神话吗？
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要从漫长的绵延中去观察它，我称之为长时段（long durée）。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且还能引发涉及古今各种社会结构的重大问题。它是唯一能够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的语言。
《时间地图》力图成为一部关于起源问题的前后连贯的、明白易懂的著述，一篇现代的创世神话。
人们必须舍弃这种想法，以为严谨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狭隘的学科里将一个定义明确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而将广泛的综合性思维放逐到鸡尾酒会中去。在学术生活里、在官僚机构里，在其他任何地方，综合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为统一的历史和普遍知识观的宏大计划。
一个创世神话总是属于某一类人的，本书所描述的创世神话是属于一个接受过现代传统科学教育的人。
本书的话题、主题之间的准确平衡也恰好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本书不是以天文学家、地质学家或生物学家的观点，而是以历史学家的观点对大历史研究所做的尝试。（在这篇导论的最后罗列了其他一些大历史的研究方法。）这意味着，与斯蒂芬·霍金的著作或者普雷斯顿·克罗德的《宇宙、地球和人类》相比，人类社会在本书中被放大了。
第二个结构性难点在于主题。在涉及众多学科的论述中似乎很难保持前后一致。但是有一些现象在各种范围中都是存在的。毕竟主要演员都是类似的。在每一个层面上，我们感兴趣的都是有序的实体，从分子到微生物，再到人类社会，甚至到一系列的星系。解释这些事物如何存在、如何诞生、如何演化，以及最终如何走向毁灭，这就是各个尺度的历史素材都要涉及的。
尤其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在如此宏大的时间范围中探究历史是一件基本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这将会偏离历史学的真正目的。在这篇导论的最后，我将对我所遇到的四种主要的保留意见给出回答。
第一种意见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尤为普遍。他们认为从大范围来看待历史，历史必然会显得干瘪。它肯定会丧失细节、结构、特性以及内容，而终将一无所获。……随着我们观察历史的框架逐渐扩大，那些太过宏大以至于我们无法窥其全貌的历史事件将会在我们眼前一览无余。……也许传统框架所隐藏的最令人吃惊的东西，正是人类本身。即使从长达数千年的时间框架来看，也很难提出人类历史在整个生物圈的进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全世界都充斥着核武器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
第二种反对意见可能是说历史学家若要撰写大历史，就必须超出历史学的范畴。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错误和误解在所难免：此项计划天然植入了差错。实际上，这就是知识过程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在你的有生之年至少出境旅行一次。虽然你不可能理解所看到的每一件事物，但你会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历史也是如此。要想了解人类历史的特点，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些生物史和地质史的特点。
第三种反对意见是指大历史会编造一种新的“宏大叙事”，而我们所知道的宏大叙事全都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
历史就像造房子，解构之前必先建构。我们必须先看到现代创世神话，然后才能去批评它。我们必须先把它清晰明白地表述出来，然后才能看清楚它。
第四个反对意见与第三个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如此宽广的范围来叙述是否会导致对真理过度的自居呢？在向学生讲授大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会努力在两个极端立场之间寻找平衡点。一方面，他们会假设关于起源问题现代的、“科学的”叙述是正确的，而在这之前的任何叙述或多或少都存在错误；另一方面，面对现代历史叙述的某些不确定性，他们又试图把这“仅仅当作是一个故事”。
将大历史叙事当作一个现代创世神话，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可以帮助学生在这些极端之间找到认识论上的平衡点。因为首先它指出一切有关现实的描述都只是约定俗成。今天在我们中间所流传的一些故事，在几个世纪之后将会显得十分离奇和幼稚，如同传统创世神话的一些成分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天真一样。但是承认这一点，我们却也不自认为是虚无的相对主义者。从现代科学到最古老的创世神话，所有的知识体系都可以被看作是描绘现实的地图。它们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对于现实的完美描述是不可企及的，也是不必要的，而且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懂得学习的生物体来说实在也是非常昂贵的。不过可操作性的描述则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知识体系就像地图一样，乃是一个由现实性、灵活性、有用性以及灵感所混合而成的复杂事物。它们必须对现实做出某种程度上与常识经验相符合的描述。但是这种描述也必须是有用的。必须有助于解决那些每个共同体都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无论是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或者是机械的问题。
任何创世神话都在各自的时代提供了关于现实的有用地图，因此它们才会被人们相信。它们说明了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事物的意义。它们包含许多好的、经验的知识，它们的庞大结构帮助人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每一幅地图都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正因如此，它们在发祥地以外就不一定会被视为“真理”。同样，现代创世神话也不必为它的局限性而致歉。它必然是从现代知识以及现代问题出发的，因为它是为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们而设计的。即使所付出的努力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我们也要试着去理解我们所在的宇宙。因此，关于现代创世神话的真理问题，我们所能提出的最大要求，就是它要从21世纪早期的视角提供一个关于起源问题的统一的叙述。
第1部 无生命的宇宙
第1章 第一个30万年：宇宙、时间、空间的起源
万事万物是如何起源的？这是创世神话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无论现代宇宙学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慎重对待。
一开始，所有的解释都面临同样一个难题：某种事物如何从无到有。这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因为万物的开端是无法解释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有句俗语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一看似荒谬矛盾却又正确的说法：“虚无就是虚无。”
创造不是孤立单一的事件，而必须是不断重复的事件，而且，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是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的真理。从星系、恒星到太阳系与生命，每当我们观察某种新生事物，都会重复关于创造的悖论。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也体验过我们自身的起源，最早拥有记忆的那一瞬间，就像在虚无中被唤醒一样。
霍金写道：“宇宙的边界条件是它没有边界。”
在20世纪前半叶，种种证据逐渐积累，形成了另一种理论，我们称之为大爆炸宇宙学。它解决了熵的问题，说明宇宙并不是无限古老的；它解决了奥伯悖论，指出宇宙处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它还指出，宇宙正在迅速膨胀，引力（还来不及！）将所有事物都拉扯成一团，这也合理地解释了引力的悖论。大爆炸宇宙学描述了一个有开端、有历史的宇宙，因此，把宇宙学变成了一门历史科学，变成了一种变化和进化的叙述。
然而，从大爆炸之后一秒钟还不到的一刹那开始，现代科学能够根据大量证据提供一个精确而清晰的故事。大部分最有趣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秒钟不到的一刹那间。事实上，把时间本身当成从这些最初的若干瞬间延伸出来，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一百亿分之一秒与宇宙之后数十亿年的历史是同等重要的。
随着宇宙的膨胀，宇宙温度降低，在宇宙间流动的光能量大为减弱，使得带正电荷的质子能够捕获带负电荷的电子，产生稳定而中性的原子。……这一衰退过程之后的时代可以描述为“物质阶段”。
对于下一个130亿年而言，这些相同的成分以不同范型安排着自己，不断形成和消亡。从某种观点看，现代创世神话的剩余部分只不过是关于这些不同范型的故事而已。
但在我们看来，范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一种探寻范型的生物体。出现的范型包括银河系和恒星、化学元素、太阳系、我们的地球，以及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听说有一位逸名的智者说过：“氧是一种很轻的、无味的气体，要有足够的时间，就会变化成为人类。”
第2章 星系和恒星的起源
以一个化学家的眼光来看，早期宇宙是极其简单的，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产生像我们的地球或者生存于地球之上的生物那样复杂的物体。最早诞生的恒星和星系差不多就是由氢和氦构成的。它们说明我们的宇宙拥有令人惊讶的能力，可以利用非常简单的元素来构建复杂的物体。
不过，引力需要某种初始的差异性才能发生作用。如果早期宇宙具有完全平均的稠度——比方说，如果氢元素和氦元素在整个宇宙中的分布绝对均匀——那么引力除了延缓宇宙的膨胀速度之外，所起的作用将会微乎其微。宇宙将会保持均质，诸如恒星、行星等复杂物体以及人类都不可能出现。
所以，知道早期宇宙的同质性究竟到达何等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试图通过寻找宇宙背景辐射温度的细微差异来测量早期宇宙的“稠度平均性”。任何“崎岖不平”应该能够在宇宙背景辐射中的细微温差中有所显示。
聚变反应所产生的巨大热量和能量抵消了引力的作用，年轻的恒星一旦被引燃就停止了继续塌陷。恒星内部核爆炸所产生的膨胀力与引力保持平衡，控制着星核的巨大能量。
恒星将自身包含的原子排列为新的、可持续的组态，这种组态能够经受巨大能量流的考验而不致解体。我们知道，这便是此类临界值的标志性模式。当原本独立的实体被纳入一个更有秩序的新模式，并且由于自由能不断上升的吞吐量而结合在一起时，新的组态就突然出现了（参见第4章）。但是，对于所有这些构造而言，结合在一起是很困难的，故而无法永存。因此，凡是达到新的复杂程度的事物，其特点就在于某种脆弱性和最终崩塌的必然性。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的复杂实体最终都将消亡，但是，结构越简单，其幸存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恒星的寿命比人类长得多的原因（参见附录二）。
恒星的形成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在银河系中，每年大约会形成10颗新的恒星。
恒星最重要的单一特征乃是它们的体积，或者是恒星形成之前的原始物质星云的体积。
在这两个极值之间，以下两种大小是主流：大多数恒星的体积在远远小于太阳到太阳的8倍之间，而剩下的则是太阳的8—60倍。
在死亡阶段，许多恒星膨胀成为红超巨星，例如猎户星座的参宿四。大约50亿年之后，太阳进入死亡阶段，体积将急剧膨胀，甚至地球和火星都会被它的最外层所吞没。当燃料耗尽，小型和中型恒星开始变冷，最终成为熄灭的恒星，称为白矮星。白矮星密度很大，体积与地球相仿。数十亿年之后，绝大部分恒星都会变冷，那时它们作为恒星的生涯就结束了。
巨型恒星的体积大约在太阳的8倍以上，其生命历程更具戏剧性。
在没有能量可维持自身存在之际，引力将取得支配地位并压垮它们，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塌陷过程所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秒钟。此时，超新星（supernova）这一天文现象诞生了。
体积不超过太阳30倍的原始恒星，塌陷之后会形成中子星（neutron star）。
体积大于太阳30倍的恒星，塌陷过程更为剧烈，内核挤压成为黑洞。
超新星的高温在顷刻之间越过了某种临界值，在这个大熔炉里，比铁重许多的元素被烤制出来。实际上，在极端的时间内，超新星爆炸可以制造出元素周期表中一直到铀为止的所有元素。接着，这些元素又猛烈地射入宇宙深处。
人类历史早期所记载的许多“新星”或许就是超新星，其中也包括耶稣诞生时所记录到的那一颗。自从最初的星系形成以来，恒星际空间之所以元素丰饶，是由于大恒星的寿命都很短，超新星不断产生新化学元素所致。你所戴的金戒指或银戒指的原材料就是在超新星内部形成的。没有超新星，我们根本就不会存在。
恒星的衰亡是地球生命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章节，因为恒星不仅创造了形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原材料，也创造了能使生物圈得以存在所必需的能量。
通过这些方式，恒星的历史已成为地球生命故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聚变反应产生以光子形式存在的能量，这些光子要从太阳致密的内核挣扎而出，到达表面，需要花费100万年的时间。
光子用100万年的时间努力穿越亚原子微粒（subatomic particle）的堵塞之后，仅用8分钟即可抵达1.5亿千米之外的地球。
就空间尺度而言，从最小的亚原子微粒直到已知最大的星系群，我们必须将10乘上36次，即最大星系群的体积是已知最小微粒的10^{36}。
像银河系这样的大星系大约包括1000亿颗恒星。更大的星系甚至包括1万亿颗恒星，而更多数量的矮星系却只有1000万颗恒星，所以1000亿可以看作是每个星系所包括恒星的平均数。
尽管粗略，这些思想实验仍有助于我们想象宇宙到底有多大，也说明我们人类所关注的范围通常是何等的渺小，或者说绝对的渺小。按照宇宙的尺度，我们的太阳和地球只是很小很小的微粒而已。
这些计算说明了其他一些事物对于理解人类的历史同样十分重要。我们的地球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并不是任意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非典型的区域。
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发生于宇宙的一个口袋中，那里物质稠密、富含能量。在这个物质丰度极高且极为复杂的环境中，生命才有可能诞生。
第3章 地球的起源和历史
太阳包含了太阳系中大约99.9%的物质。如今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余下的0.1%，因为正是从这些微小的残余物中诞生了包括我们地球在内的所有行星。
随着太阳的燃烧，太阳星云的内圈要比外圈更热。这些热量使较不稳定的物质（气体）远离内部区域。但在更远的区域，大概从即将形成的木星轨道开始，寒冷的温度使这些气体凝结为液体或固体。因此，在内层轨道上多为岩石物质，而大多数的不稳定物质则堆积在远离太阳的外圈。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何太阳系内侧的行星多为岩石，而外侧行星（自木星以外）大多是由氢和氦这些在地球上以气态形式存在的物质所组成的。
时至今日，太阳系内的行星已被分为两大类：内圈是体积较小、由岩石构成的行星，密度超过3克/立方厘米，而外圈是体积巨大的行星，其密度略低，小于2克/立方厘米。
这样，也许在太阳形成后100万年中，出现了差不多30颗体积与月球或火星相近的原行星；每一颗原行星都占据着一条特定的轨道，在最初的太阳圆盘的平面上做圆周运行。亿万年之后，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行星系统。
而太阳风早已把大部分的气态物质从太阳系的内层轨道上吹走了。所以，我们必须将早期地球想象为岩石、金属以及被吸引住的气体的混合体，不断受更小的行星的撞击，没有多少大气层。
随着地球温度的升高，地球内部熔化。在熔融的内部，不同的元素由于密度不同，在一个被称为分异（differentiation）的过程中被分离开。在太阳系形成4000万年后，大部分偏重的金属元素，比如铁和镍，像炽热的淤泥一般陷入地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铁元素为主的地核。这个金属的地核使地球产生特有的磁场。在我们这个行星的历史上，磁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来自太空的高能粒子偏转方向，以确保最终产生生命的精密化学反应顺利进行。
生命一旦形成，它们便把地球当成自己的家，改造大气和地表，使之更适宜于生命的存在。
因此，在太阳系形成10亿年后，地球有了一个温度极高的铁的地核、高温半液态的地幔，还有薄而坚硬的地壳和广阔的海洋，以及主要由氮气、二氧化碳、水蒸气所构成的大气层，还形成了自己的卫星月球。
最重要的是，地球拥有液态水，因为它的位置距离太阳不远不近，既避免了水沸腾而变为蒸汽，又可以确保水不会凝结成冰。
靠近海岭的岩石一般都有正常的磁性取向，而较远地带的极性则往往与如今地球的磁场相反，它们的北极正是地球的南极，反之亦然。在更远的地带极性又一次颠倒了过来，如此形成了一系列极性交替的地带。地质学家终于认识到，地球的极性似乎每隔几十万年就会改变一次，这说明不同地带是在不同时期产生的。
在那里，由于板块间的碰撞，海底地壳受其他地区海底的挤压而插入大陆地壳之下。构成海洋地壳的玄武岩，主要是由火山爆发而生成，比构成大陆地壳的花岗岩更重。因此，当海洋地壳与大陆地壳碰撞时，较轻的大陆地壳往往叠在海洋地壳之上。海洋地壳伸入大陆地壳之下，最终钻入了地球内部。（这一持续循环的过程说明海洋地壳比大陆地壳年轻得多。）下沉的海洋地壳与它上面的大陆板块和下面的物质挤压摩擦，产生巨大的热量和压力。在南美洲，这些热量与海洋和大陆的地壳活动所构成的一系列火山运动，最终造就了安第斯山脉。
换句话说，正是地球内部的热量，为板块的移动提供了所需的能量。热量产生于地球内部的放射性物质，而这些物质又形成于太阳系诞生之前的超新星大爆炸。这就是魏格纳未能发现的地质原动力：他无法预见到的是46亿年前超新星爆炸所残余的能量推动着各大陆在地球上四处漂移。这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了引力，因为正是引力构成并摧毁了那颗在那次超新星爆炸中死亡的恒星。
第2部 地球上的生命
第4章 生命的起源及进化论
“生命是什么？”1943年，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在都柏林的系列讲座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薛定谔的回答具有极大的预见性，因为他在我们对生命有正确的遗传学基础认知之前，就给出了答案。他指出：我们能够像解释物理学、化学那样科学地解释生命。但同时他也明白，我们不能仅仅靠查阅一份清单来为生命下定义。
薛定谔建议另寻方法来定义生命的独特性。生命不仅是复杂的——它比宇宙中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为复杂；由于宇宙总体趋向于无序，因而生物所能够达到的有序性就非常令人注目了。“在生物体的生命周期中所显示的事件都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规律和秩序，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任何无生命的物体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其结果表明生物体可以不间断地处理比恒星更为密集的能量流。正是这种能力，使它们能够在热力学下行电梯上攀升得更远更快。薛定谔有一句名言，每一个生物体似乎都拥有令人吃惊的“不断从它周围环境中吸收秩序”的能力。最简单的结构也许存在的时间最为长久，越复杂的结构出现的时间越晚，这表明后者的形成是一项更加困难的进化工作。
最复杂的结构消亡如此之快，这也是生物处理超密集能量流的困难程度的一种衡量尺度：这正是生物顽强抵抗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付出的代价。因此，讨论生命也就是讨论复杂和秩序的新层次，即以自身更加脆弱为代价，获取控制和组织自由能量的新能力。正如马丁·里斯所说：“恒星比昆虫简单。”但恒星存在的时间更为长久。
生物以集体为单位探索环境，这种方法不见于无生命世界。它们所发现的是新的能量源以及新的自我组织的方法，以便在能量的暴风骤雨中存活下来。不是所有的变迁都导致更大的复杂性，但有些变迁确实能够做到。这就是生命为什么有如此惊人的能力，可以魔术般变出各种新的复杂性的原因。
维持这些复杂实体的不同能源从何而来？答案很明确：最根本的源头就是引力。
活的生物体按照独特的、开放性的变化规则运作，这些规则叠加在较简单、较具决定论意义的物理和化学规则之上。生物学规则之所以会出现，在于活的生物体的繁殖过程具有非常高的精确性。处理巨大的能量流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它需要极为精确的结构，创造和再创造这种结构的规则必然是复杂而精确的。繁殖系统如果只是近似地复制生物体的机制，那么很快就会丧失其必需的精确度（当然，如果繁殖系统的复制过程精确到完美的程度，那就排除了任何变化的可能性）。因此，高度精确的新陈代谢需要一个高度精确（但并不完美）的繁殖。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大型活的生物体需要比细菌更多的遗传学信息。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关于生命起源的研究更侧重于遗传密码源头的原因，遗传密码这一复杂的分子级“软件”，解释了为什么活的生物体能够以其他复杂实体所无法企及的精确度进行复制。
达尔文论证道，物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它们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而且变迁的方式受到一些简单规则的控制。一个物种就是一大批个体生物，它们彼此有足够的相似性而能够杂交，但相互之间又不完全相同。物种是根据这些个体生物所共有的特征，而不是它们之间微小的差异而定义的。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个体特征的随机变异引发整个物种总体特征的改变。比如，其平均高度也许会改变，或者其大脑的平均容量会增加。经过数千代的积累，这些微小的变迁最终必将改变整个物种的总体特征。我们想要了解物种如何变迁，就必须了解一些个体特征为什么以及如何变得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其他个体特征则在衰退乃至消亡。
打个比方，我们可以说是环境“自然地”选择了某些特征，而舍弃了其他一些特征，就像饲养动物的人“有意”选择这样一些而不是另外一些动物去喂养。正是在这样一种比喻的意义上，随着时间的流逝，物种就渐渐“适应”了它们的自然环境。
适应，是现代生物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我们应当更加仔细地对其下一个定义。它是指一切生物看上去都与其所生存的环境精确适应的事实。
要描述这些不同的环境，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使用了栖息地（habitat）和生态龛（niche）这两个概念。栖息地只是物种生存的地理环境。生态龛这一说法要复杂一些，它还包括了物种生存的方式。
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中，生态龛是指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被塑造或逐渐适应的特定的生活方式。
后天习得的特征——即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或特殊个体的努力而获得的品质——一般是不会传到下一代的。只有遗传特征才以这种方式传递。
为什么一些个体能幸存下来，而另一些却不能？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很重要。当他研究了一些育鸽人的行为之后，答案就很明确了，育鸽人会有意识地挑选一些个体让它们繁衍后代。
但是自然界中的选择是怎样的？是什么“选择”一些个体使之繁衍，而使另外一些走向消亡？能够繁衍的个体与不能繁衍的个体之间有什么差别？
达尔文认为答案就是“适应性”（fitness）。在统计学意义上，那些幸存下来并繁衍出健康后代的个体比未能存活和繁衍的个体要略微健康一些。它们之所以能够繁衍后代，就是因为它们健康，可以生存得更为长久，并且有健康的配偶。
不管怎样，它们不是“试图”去适应。“进化”的不是个体，而是物种的总体特征。
这是令人震惊的结论，因为它们意味着一场彻底的革命：地球上所有美丽和复杂的生物，从变形虫到大象，再到蜂鸟，乃至人类本身，都是由这种盲目的、重复的过程所创造的。看来无意识的过程不但能够创造行星和银河系，甚至还能创造生命本身。这样的推理似乎剥夺了上帝存在的一切理由，这也是达尔文的理论直到如今仍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
我把每一个有用的微小变异得以保存下来的这一原理称为“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的理论能够很容易地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它意味着生物是以很缓慢的步伐进化的，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特征，即使这些特征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用处。
达尔文的理论要发生作用，那么遗传的机制必须十分精确（否则不会有稳定的物种存在），但也不能太精确（否则将永远不会发生变化）。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体都是有联系的。所有活的生物体，从最简单的细菌到最大型的现代哺乳动物，都包含使用同样基本化学过程和途径的细胞，而且它们都使用相同的遗传密码。所以说，所有活的生物体都是有联系的。
达尔文似乎相信，进化的速度是稳定的，但现在证明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气候或环境稳定的状态下，物种可能变化得很慢。但是当环境或气候迅速变化，物种会进化得很快且趋向于多样性。
巴斯德的实验似乎最终证明了生命并不能自然产生，而且空气中也没有飘浮着的生命力。生命只能产生自生命本身。
当这些化学物质变得更加适应周围环境的时候，它们也会变得更加复杂，直到我们最终把它们看作是活的生物体。生物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化学进化。
就像所有的原核生物（prokaryote，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一样，原始细菌没有细胞核。但原始细菌不像大多数原核生物那样从阳光或其他细胞中汲取能量，而是以地球上的化学能“为生”。它们可以从铁、硫、氢以及许多其他埋藏在岩石中或溶于海水里的各种化学物质中汲取能量。原始细菌可以舒适地生活在地表以下很深的地方，甚至可以承受极大的高温与高压，因此它们的存在表明生命可能起源于行星地下而不是表面。
第5章 生命和生物圈的进化
与恒星有所不同（它们的复杂性并不是必然随着体积的增加而增加），活的生物体的复杂性是随着体积的增大而更趋复杂的。所以细菌的优势地位符合这样一条普遍规律，即简单实体比复杂实体更加容易创造和维持，也更加持久和数量众多。
生物复杂性不断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成一系列的重大转型。其中包括生命本身的起源、真核细胞的出现、有性繁殖，一如我们自己这种多细胞生物体的形成，以及形成社会团体的多种生物体的出现。在进化的每一个阶段，分子、细胞和个体都被联结成为更大的结构——就像公司合并的商业活动一样——进化必须为生物体找到新的相互沟通与协作的方法。
任何一个复杂结构要存活下来，都需要能量的持续流动。因此所有生物体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寻找营养和能量的来源——一项通常并不是太容易的工作。地球上最早的生物体所找到的解决方法对地球生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塑造了这个星球本身。
人们容易忘记，一杯包含着几百万年前生物体所储藏的能量的汽油，足以驱动一辆卡车驶上山坡。同样，人们容易忘记的是，如果没有日光持续注入能量，整个生物圈的能量就会耗尽。
利用光合作用的复杂化学反应，活的生物体开始从日光那里收获巨大的施舍。生命以日光为燃料，得以繁荣兴旺，这在没有太阳的世界里是无法想象的。地球生命剩下的大部分历史就是共有这个地球的不同物种如何用不同的方法获取、分配和划分日光中的能源。人类历史也是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因为人类通过采集植物、农耕以及利用矿物燃料找到了日渐强大的获取日光的方法。
藻青菌是现代植物的鼻祖，它们也是今日世界最重要的初级生产者之一。
细菌易于分享大型生物体所不易分享的遗传信息，这个特性有助于解释它们令人吃惊的多样性和适应性。尽管细菌自己的基因库非常小，但是每个细菌都能够利用全球范围的基因数据库，而大型生物体，例如我们人类则无法进入这个数据库（或者说，在遗传工程时代之前无法进入）。正如马古利斯和萨根所言：“我们享有宏观世界的体积、能量和复杂的躯体，付出的代价是遗传灵活性的降低。”我们以后会看到，至少就我们这个物种而言，符号语言使我们可以进行信息交换而不是基因交换，这多少使我们获得了某些细菌通过它们自由交换遗传物质而获得的灵活的适应性。
富氧大气层的出现是地球生命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马古利斯和萨根将这一变化喻之为“有氧大屠杀”。因为氧气极具活性，它的存在使大气保持在一个持续的化学不平衡状态中，使得化学张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足以推动更加强有力的进化形式的发生。这是一种新的自由能的来源，它间接来自太阳所提供的燃料，能够用于构筑更为复杂的生物体。
自由氧对于简单有机物质是极为有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生命不可能一开始就在富含氧气的大气层中出现的原因。但是经过20亿年的进化，生命已经具有足够的活力和适应性，因而能够在这种新的污染物质出现时存活下来。尽管很多物种已经灭绝了，但是那些在富氧大气层中成功地存活下来的生物则繁荣兴旺，因为与其他形式的“食物”相比，氧气能够提供更为充足的能量。
真核细胞可能是通过联合不同类型的原核生物及其遗传物质，以一种共生——各个独立有机体在进化过程中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的过程——的形式进化而来。共生现象相当普遍，它阐明了进化变化中最为复杂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竞争与合作总是紧密交织的。就像商业活动一样，在进化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博弈规则都是胜者通吃。通常，特定的生物体的成功进步，需要其他生物体的合作。……这种关系在动物界里也是惊人地普遍存在，因为在这种关系里，合作的双方都能从中获益，事实证明，这比其中一方所获甚少的关系要更加牢固。
真核细胞以比原核生物更复杂的方式繁殖。大多数原核生物只会产出与其自身完全一样的复制品，而真核细胞的繁殖通常会融合来自两个不同亲代的遗传材料。
在所谓的社会性动物那里，如蚂蚁和白蚁，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更强。在蚂蚁和白蚁群落中，许多个体是不育的。这种形式的合作对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一个没有子孙后代的生物体而言有什么进化的优势？为什么基因会以这种类似于自杀的方式进化？答案似乎只要是合作的生物体紧紧联系在一起，自然选择就可以在这些共同体里面发生作用。鼓励某个生物体设法提高其近亲的繁殖机会的基因，实际上也间接地提高它们自己的生存机会。
这一体系认可了两大总界：原核生物界和真核生物界。其中分为五界：无核生物界（原核生物总界中仅有的一界）、原生生物界（单细胞真核生物体），以及植物界、真菌界和动物界（所有多细胞的真核生物）。
多细胞生物体很快就被分为三大界：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能量的生物体）、动物（消费其他生物体的生物体）和霉菌（从外部消化其他生物体后，再从其中汲取营养的生物体）。
如果我们采纳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的观点，意识就是感受能力，即使还没有系统的思维和自我意识，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随着最早的神经系统的出现，便已进化出了简单的“意识”形式。“从本质上说，有意识就是有感觉，亦即，对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大脑里有一种充满感情的表象。”
只有人类能够用符号进行思考——这就是说，以完全任意的符号来连接许多不同类型的表象，并且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内部世界。
白垩纪晚期的危机令我们想到，进化是反复无常和随意发展的。进化没有事先计划好的方向，地球上生命进化的方式并没有内在的必然性。可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体会发展，也有可能最终是多细胞生物体实现了进化。在这有限的意义上，大型的和较为复杂的生物体可能会在某一时刻出现。但进化并不必然按照它在地球上走过的这条特定道路来发展。
詹姆斯·勒弗洛克（James Lovelock）认为，活的生物体之间的合作形式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广泛得多。事实上，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活的生物体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遍布全球的系统；他称之为“盖娅”——用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的名字命名。盖娅是一个巨大的自我调节的超级生物体，自动维持着地球表面生命所适宜的环境。
无论盖娅假设正确与否，这是个有力的和令人鼓舞的想法。“即使不对，想法挺棒。”另外，显而易见的是，活的生物体的确改变了地表。但是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地质的变化促成了进化。
地球气候的长期寒冷以及这些短期循环对于人类进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们创造了不稳定的生态环境。所有的陆地生物都必须适应气候和植被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必然性毋庸置疑地加快了进化变化的步伐。现代人类即是这个加速变化阶段的产物之一。
如果一个物种成功地形成，那么它就在其他物种的共同体中找到了一个生态龛，找到了一种能从环境中吸取足够资源的方法，以便该物种的个体成员能够成功地存活和繁衍后代。迁移到一个新的地域，或是生活方式或遗传才能的小小更新，都可能使一个物种拓展其生态龛，甚至开发一个新的生态龛或是一片新的地域。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物种的种群就有可能增长。它的增长通常是遵循着一个典型范型，我们将它概括为一个公式：迁移，更新，增长，过度开发，衰落和稳定（MIGODS）。
第3部 早期人类的历史：许多世界
第6章 人类的进化
人类的历史标志着一个新层次的复杂性的出现是突如其来而不可预计的，就像最早的恒星、地球生命或是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那样。
人类的历史同样标志着地球上一种新层次复杂性的出现。在较早的跃迁中，人类的历史将曾经独立的实体联结成为更大的相互依存的范型，这个过程是与造成深刻变化后果的大量能量流密切相关的。
人类对能量的控制能力的逐渐增长，塑造着人类的历史以及许多其他物种的历史。它也使得人类能够以加倍的速度增长。
顾名思义，人类利用过的资源，其他物种就无法再利用。所以，当人类的数量上升时，其他物种的数量就会萎缩。……换言之，如果有外星古生物学家在这10亿年中造访这个星球并利用现代古生物学家的工具解读这个星球的历史，他们将会发现，我们这一物种的出现与其他物种的大灭绝，二者是同时发生的。
人类的历史标志着历史变化新规则的出现。所以，关注人类的历史并非只是我们在谱系上自我炫耀。人类这一物种的出现标志着地球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如麦克迈克尔写道：“每个物种都是大自然的一个实验品。而只有这样一个实验品——人类——以此方式进化：他们逐渐积累的文化适应能力能够补充其生物上的适应性。通常为了在短期内取得某些收获（食物、领地和交配）的生物学驱动力，与通过不断增长的复杂的文化活动以满足这种内驱力的理智活动，二者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人类这个‘实验品’与众不同之处。”
所有的物种都是适应它们的环境的，但是大多数物种的锦囊妙计中，只有一二种适应环境的绝招。相反，人类似乎经常能够发展出新的生态绝招，找到从自身环境中汲取资源的新方法。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人类似乎有一种相当高的“创新”的发展能力。
人类的语言允许大脑之间更为精确和有效的知识传递。这就是说，人类能够更为精确地分享信息，创造生态和技术知识的资源共享池，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而言，合作带来的好处将逐渐超过竞争带来的好处。［约翰·密尔斯（John Mears）将人类称作“高度网络化的动物”。］此外，每个个体贡献给这个共享池的生态学知识在他或她死后能够长期保存下来。所以知识和技能能够不通过遗传而一代一代地积聚起来，每个个体能利用从许多前辈那儿积累起来的知识。因此人类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能够集体学习。
集体知识赋予人类以历史，因为它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可资利用的生态技能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具有明确的指向性。随着时间流逝，集体知识的过程确保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够更好地从环境中汲取资源，不断提高的生态技能确保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口不断增长。对于集体知识的概述当然不能够预言这个过程的精确时间选择或是地理位置，也不能够预言它们可能发展到怎样的地步，更无法预知其确切的结果，但是这样的概述能够告诉我们在巨大的时间范围内人类历史的长期走向。
为什么人类能够集体学习？这是因为人类语言的特殊性。人类的语言比非人类的交流方式更为“开放”。说它在语法上开放，是因为它在语法上的严格规则，使我们从极少数量的语言学要素，比如单词中，产生近乎无限多的含义。它在语义学上也是开放的——就是说，它能够传达范围极为广泛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够指涉我们面前的东西，而且能够指涉并不在场的实体，甚至是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实体。我们能够运用符号，在我们的记忆中储存大量的信息块，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些由符号组成的信息块构建更大的概念结构，符号使我们能够把具体的东西抽象化——就是说，从我们周边的事物中“蒸馏”出本质来。但是它们也能够指涉别的符号。
最晚在10万年前，我们这一物种出现之后，人类的数量曾下降到少至1万个成年人，这就意味着当时人类就像今天山地猩猩一样几近灭绝。这个统计不仅提醒我们进化过程的随意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复杂实体的脆弱性。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完全是一桩极其偶然的事件。
人亚科（Homininae）是人科动物（Hominidae）大猿的一个亚科。人亚科原人只包括我们自己的直接祖先。他们的历史开始于600万年到500万年前从中新世到上新世的过渡时期。这个历史开始于基于分子测定年代技术的认识，即大约600万年前，在非洲的某地存在一种动物，它是现代黑猩猩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从那以后，经过一系列的适应辐射，大量不同种类的人亚科原人出现了——可能多至20或30种。30年前的困难在于找不到任何人亚科动物的遗存，而今天的难点是确定我们目前所知的这些物种中的哪一支沿着这条序列进化到了现代人类。
对一个现代古生物工作者来说，最神圣的任务是要发现黑猩猩和人类的这一共同祖先的遗存。
从能人的牙齿来看，不管他们是怎样获取肉食的，他们吃的肉食肯定比南方古猿更多。丰富的食物原料可能提供了一些支持更大脑量所需的新陈代谢的能量，如果食肉果然能使肠子缩短，因而减少加工和消化食物所需要的能量，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了。食肉可能也导致更复杂的社会生活，最近有证据显示黑猩猩非常珍视肉类，将肉用作一种通货——一种从其他个体获取性、政治和物质好处的交易方式。简而言之，食用更多的肉可能刺激智力新形式和社会复杂性的产生。
为什么人亚科原人的大脑会如此迅速成长？要以充分的理由解释大脑成长比看上去要困难得多，因为脑容量大的动物非常稀有。可以论证，现代人类的大脑是我们所知的最复杂的物体。爱德华·威尔逊论证到，人类大脑的进化是地球生命历史的四大转折点之一。每个人的大脑包含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细胞，就和一个普通银河系里的恒星数量一样多。它们相互联结（平均每个神经细胞可能要与100个其他神经细胞相联），形成了惊人的复杂网络，包含长达9.6万千米的连锁。
-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脑为住在开阔空地的物种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辐射。
- 第二，社会性与大脑容量互为循环，紧密联系。
- 另一种可能性是，大脑的成长是人亚科原人发展计划中一些微小变化的副产品。
- 最后一种可能性是大脑的迅速成长与比较成熟的语言形式的进化有关。
第7章 人类历史的起源
人们论证到，人脑具有极其强大的通用计算能力。但同时它们也拥有专门模块来处理语言及其他多项技能——可能包括社交技能、技术能力以及生态或环境知识。
语言似乎是大脑的不同部分交互协作网络的产物，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语言区域的结果。
形成符号语言的最初几步可能包括手势和语音的结合。
尽管他们在冰川期欧亚大陆部分区域的存在显示出他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的确有所增强。尽管如此，过去50万年间人类的几个特别的种的大脑容量的迅速增长表明，一场急剧的协同进化过程正在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对符号语言而言至关重要的若干独特的能力同时而极其迅速地进化。其中包括喉部下移（这对控制更为复杂的发音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大脑两半球分工逐渐明晰，以及控制呼吸、迅速准确辨认和分析声音的能力有所提高。
如果麦克布雷亚蒂和布鲁克斯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说人类历史在距今30万年到25万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始于非洲。
一旦语言出现，每一个共同体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其中包含丰富的史诗、英雄、灾难，以及胜利。但由于我们不能看见这些历史，因此只能描绘其大趋势，刻意遗忘那些对个体而言关系重大的细节。对此我们无能为力，除了定期进行一些想象方面的努力以记住每一个共同体都的确有过属于它自己的详细历史，它生动而充满活力，正如今天的人们借助文字材料构建起来的任何一种历史一样。
哪些变化最有可能促进或阻碍具有生态意义的知识积累——这些类型的知识在岁月更替中赋予了人类掌握物质世界的独特能力。两个要素凸显出来：信息集聚的容量和种类，以及信息分享的效率和速度。
- 第一个关键因素涉及信息网络的规模，或者说是能够分享信息的共同体和个人的数量。……信息集聚的种类可能和容量同样重要。
-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信息交换的效率。……信息交换的效率首先反映了不同共同体之间接触和交换的性质和规律。……信息网络的规模、多样性和效率乃是决定生态革新速度的重大因素。
他论证到，一个丰裕的社会是“其间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他认为，以某些标准来衡量，石器时代社会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加符合这一标准。他指出，富裕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生产更多的物品以满足更大的欲望；或者，限制对身边物质的欲望（“通往富饶的禅宗之路”）。
而且，考虑到现代的食物采集族群均被赶出了物质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我们几乎不必怀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那些人——如果与现在有所不同的话——花费更少的时间用来工作。……这些研究表明成年男子与女子的日常平均工作时间，在采集社会中大约为6小时，园艺劳动者大约为6.75小时，集约化的农民则大约为9小时，现代工业城市居民略有回落，大约为9小时少一点儿。
总而言之，萨林斯的结论是，石器时代社会是一个丰裕的社会，因为大多数基本需求都能通过最少的压力和努力得到满足。……但是萨林斯所特意强调的基本悖论是无法回避的：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所造成的后果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渴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用于自由享受所有物的空闲时间却变得更少。生产能力的提高养活了更多的人，可是很难证明它们同时也提高了人类的满意程度。人类就整体而言越来越擅长于从环境中攫取资源，但我们不能自动把这种变化与“改善”或是“进步”等量齐观。
这意味着亲属意识（不论是基于血缘纽带还是基于社会关系纽带，如婚姻）成为早期人类历史中人类社会网络的基本组织原则。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其简单但影响深远的社会结构模型中，认为建立于“亲属秩序”之上的社会构成了人类共同体的主要类型，该类型甚至以多种不同形式一直留存到现代社会。
在这样的场合下，交换礼物主要是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而非出于经济利益。人类学家把这种交换背后的准则称为互惠。互惠在于通过赠送礼物而建立良好的关系，以此作为对未来的一种保障。罗伯特·赖特引用了对因纽特人生活的一种描述，很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对（一个因纽特人）来说，存放剩余食品的最佳位置是另一个人的胃。”
互惠的对立面就是复仇。凡是互惠无法避免冲突的地方，个人或家庭就以复仇来回应自己所遭受的不公。
符号语言使得人们有可能进行想象并且分享所想象的对象。这样的分享乃是一切宗教思想的基础。对于小团体宗教的现代研究表明，在最早的人类共同体的想象中，整个宇宙是和亲属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图腾思想——相信特定的家族或世系与特定的动物相联系，能够以动物的形式再生——反映了一种认为人类与动物世界具有近亲关系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似乎直到今天还蔓延渗透在小型共同体里。
扩张化是指人类的活动范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人类共同体的平均规模或密度却未必同时随之提高，因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几乎也没有增加。……人类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迁移，部分原因是他们有这样做的适应机能，而与我们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如黑猩猩，则缺乏远离它们进化的栖息地的能力。
刀耕火种的农业故意用火在灌木丛中烧出规则的圆形地带。部分目的是为了防止用可燃物质建造的房屋引发更猛烈、更危险的大火。但是通过清除低矮灌木，刀耕火种的方法也促进了新植物的生长，把那些可被猎取的食草动物吸引了过来。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既需要社交层面的技能，也需要技术层面的技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知识与工具一样至关重要。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知识得到高度重视，它被仔细地编撰并保存在故事、宗教、歌曲、绘画以及舞蹈之中。许多线索暗示我们，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许多信息以及多种贵重物品的交换——有时还穿越广袤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此类交换是固定的，但它的确说明信息得到了广泛传播，尽管缓慢而时断时续。
刀耕火种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因为在数千年间定期焚烧地表，看来能够改变大片区域的风貌，此种改变有时是相当彻底的。在澳大利亚，亲火的物种如桉树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下数量成倍增长，而其他物种却衰亡了；由此，在欧洲移民认为是“自然”景观的清一色的澳大利亚桉树其实乃是人类的杰作，就像18世纪英国风景如画的花园一样。
旧石器时代物种灭绝的故事有一个悲惨而惊人的结局。在那些由于人类的扩张而被灭绝的物种里，很可能包括保存到最后的一支不属于我们人类的人亚科原人。
即使在旧石器时代，现代人精湛的生态技巧具有破坏性和创造性两个方面。旧石器人类的迁移行为、他们的洞穴艺术，以及他们的技能理当赢得我们的尊敬，但是这么多种其他大型动物——包括人亚科原人唯一一支幸存的种群的灭亡，极大地提醒我们，人类历史具有更大杀伤力的一面。
第4部 全新世：几个世界
第8章 集约化和农业的起源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全新世早期的新技术称之为农业。这些技术刺激了人口增长，支持人类在大规模、较集中的我们称之为村庄和城镇的共同体中生活。人类的居住区更加稠密，既促进了更多的思想交流，也促进了集体知识的积累，由此加快了技术交流的步伐。不过，更稠密、更庞大的居住区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和组织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和更庞大、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在数千年里，这些变化以不同的速度遍及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是现代人类进化史上最根本性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提出，这一系列的变化可以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考古学家第一次以新石器时代来形容其与此前1万年就出现的打磨石器时代的差别。不过，柴尔德坚持认为，这个时代的真正标志是农业的出现，这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事件。农业为以后人类历史上所有最为重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许多史前史学家反对柴尔德的观点，因为他们经过进一步考察，发现这些变化是渐进式的。那个时代的人几乎看不出他们曾经历过一场革命。然而，柴尔德的新石器时代或农业革命这些概念还是值得保留。
在全新世早期，随着海平面升高，联结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日本和中国、英国和欧洲，以及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大陆桥全部被淹没了。印度尼西亚由原先冰川期亚洲南部的半岛变成了群岛，与大洋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沟壑变得更宽了。随着人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栖居，上述地理变化就割断了古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将人类分割成为具有不同历史的不同人群。正如罗伯特·赖特所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对于文化的进化而言，如今的东半球和西半球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皮氏培养皿。”
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隔绝。
至少原则上说，在每一个世界区里，观念、影响力、技术、语言，甚至某些商品都有可能从这一头传播到另外一头。
在全新世早期的各种集约化过程中，农业最为重要。可是，什么是农业呢？与前面一章所讨论的刀耕火种的“农民”一样，农民系统地修整环境，使之有利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用的动植物。但是农业却极大地改造了环境，通过早期人工淘汰方式最终改变了他们所喜欢的物种，由此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农业所依靠的正是被称为驯化的最早的基因工程。
驯化是一个共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物种不是仅仅捕获另一种物种，而是保护这个物种并促使其再生产，以便创造一种更加可靠的食物来源。……如果不是人类驯化了绵羊和玉米，这两个物种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驯化在许多不同的物种里都有发生。例如，蚂蚁多少有点儿像人对待家养的牛一样对待蚜虫，以便获得蜜液。它们用触角敲打被俘获的蚜虫，刺激它生产蜜液。为了得到蜜液，蚂蚁保护蚜虫，确保它们能够繁殖。
驯化是指在这个共生阶段，至少共生的一方不能靠自己而单独生存下去。就农业而言，这就意味着驯化的动植物没有人类的支持就不能生存或繁殖，而许多人类共同体没有他们所喜欢的驯化的动植物也不能生存下去。驯化的绵羊行走缓慢而且蠢笨，在野生环境下根本无法存活。而现代的玉米，或者印第安玉米，没有人类的帮助也无法繁殖，因为它的种子不能随意抛洒。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在其论述农业起源的一部新著中，将驯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新型动植物”。
一旦人类开始将某一个种群同其相近的种群区分开来，它就能够迅速进化。
在农业社会里，驯化的植物通常比驯化的动物更为重要。这是由于一条基本的生物学规则所决定的，这条规则就是，处于食物链最底层的生物体能够最有效地转换阳光的能量。在食物链的每一阶段，大约90%的能量消失掉了，因此，主要依靠植物食品的生活方式的人类一般比主要依靠动物食品的生活方式的人类（例如游牧民族）能够养活更大的密集生活的群体。
一百多年前，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写到，驯化动植物的最初几步包含有某种生物学的“面试”。人类可能“面试”了无数的捕食物种，但是因为缺少使之成为可靠的驯化植物所必需的主要品质而归于失败。驯化失败的有鹿（过于好动），以及橡实和榛子（营养不高，比谷类和豆类更难储存，但是这两种植物在饥荒的时候仍可食用）。最早被人类成功驯化的物种也许就是狼。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狼就被驯化了，现代所有家养的狗都是这些最早驯化的狼的后代。但是驯化的狼并没有对以后驯化的物种产生重大影响，那是因为它们没有改变食物采集的生活方式，而是用来帮助猎人。
“新石器时代革命”实际上滥觞于极少量种子植物的驯化。
非洲—欧亚大陆最早的农业遗址集中在考古学家所称的新月沃地。它主要是一块拱形高原地带，北起现在的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然后沿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东移至扎格罗斯山，再沿伊拉克和伊朗边界南行。在距今11000年到9000年之间，这一地区至少有8种植物被驯化。包括绿豆、豌豆、鹰嘴豆、苦巢菜、亚麻和谷类植物——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和大麦。
中国是第二个早期驯化动植物的地区。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过程的发生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还要早一些。也许在大约9500年到8800年前，那些收获野生水稻的食物采集民族就开始在华南的长江一带栽培水稻了。华北黄河流域在8000年前开始栽培小米。猪也许是在北方得到驯化的。到距今8000年的时候，华北以小米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华南以水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都已经确立起来了。
驯化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距今6000年到4000年间。非洲类型的小米和高粱至少在4000年前的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得到栽培，也许还要早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新月沃地大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以及大不相同的动植物驯化，表明那里很少受到西南亚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美洲动植物驯化的发生比曾经想象的要晚。没有任何地方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在距今5500年之前，有过任何充分的动植物驯化。……实际上，人类第一次移民到美洲的浪潮到来之际仅有少量驯化动物存活可以部分地说明，美洲早期动植物驯化之前的史前史，与定居农业文化之间存在一道漫长的鸿沟。
集体知识的传播确保人类共同体能够不断探索从环境榨取资源的方式，最终他们必然会遭遇到农业。此外，农业比大多数采集的生活方式更加高产，因此可以假设，农业一旦被“发明”，就必然迅速传播。最早尝试解释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学者确实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他们将农业视为一种发明，由于其内在的优越性而从一个中心向所有人类传播，并且为他们所采纳。
从流传至今的遗骸看，早期农业产生了新的疾病类型以及新的紧张关系。在温暖的气候里，农民的食物选择比食物采集民族更少，因此他们必然会发生周期性的短缺；食物采集民族转向另外一种食物资源是相当容易的。饥荒是农业革命的一个乖谬的副产品。农业共同体更容易受到在比较大型的定居共同体中流行的老鼠、灰鼠、细菌以及病毒所携带的疾病的影响。……此外，在早期农业方式出现之后，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期望寿命增加了，儿童死亡率降低了。……总之，农业的出现似乎降低而不是提高了人类福祉的标准。约翰·格斯沃思写道：“凡是在人类骨骼保存至今而有可能就这场变化发生前后进行比较的地方，生物考古学家都能够看到，农业转型与营养状况下降，与疾病、夭折、过劳和暴力的增加之间存在联系。”
继这些先驱性研究之后，大量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便开始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弄清楚了其主要因素，至于这些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我们还不能非常清楚地了解。主要因素有：气候变化；食物采集民族各种形式的集约化；人口增长，在某些地区迫使食物采集民族开发较小的地域，集约化地利用这些地域；共同体之间交换的增长；以及最后一点，动植物的驯化。
读者将会看到，与20世纪初那种人定胜天的宏论相比，这里的概述有所不同。相反地，就像《创世记》的故事一样，它描述了诱惑、堕落和驱逐。
唐纳德·亨利把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态学技术描述为农业出现的“必要”条件。
还可以确定的是，集约化的重要形式似乎出现在与农业几乎或者根本无关的食物采集民族中间。人类学家常常把这些共同体称为“丰裕的食物采集民族”。……凡是看到食物采集共同体变得比较具有定居的特征，我们就知道他们正在利用集约化的技术，因为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长段时间，他们必须集约化地利用当地的资源。
集约化使得人口增长，导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定居文化。石器工具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新技术意味着新的榨取资源的方法。
在所有这些地区，食物采集共同体是新技术的先驱，有的技术还包括了对动植物资源的仔细呵护。有时这些新技术也促使整个共同体变得更加具有定居的性质。这些变化标志着走向农业的重要步骤。
既然农业是在数千年的范围里，在世界上若干个互不相关的地区出现的，这便激发我们去寻找引发世界不同地区变化的全球性机制。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气候变化；一为人口压力。
人口压力刺激了个人与团体向人口不大密集的地区移居。最终的结果便是到全新世早期，人口压力就变得非常分散了，以至于“世界上各个族群被迫在数千年内相继采纳了农业生产方式”。
第三个因素，与人口增长有密切关联，也许同样刺激了人类定居文化的产生：那就是逐渐增加的地区间的交流。在食物采集共同体里，临时采集用于商品交换、仪式交流的食物，而通婚也有广泛的记载。
食物采集共同体之间的贵重物品交换也许增加了区域性交换网络枢纽的人口密度，甚至人们在那些地方长期定居。
人口增长几乎肯定是由于定居文化所造成的，甚至在其他地区也是定居文化的原因之一。
定居文化还有助于改变定居的食物采集者的技术，以及他们所饲养、种植的动植物的遗传特征。越来越依赖于少数丰富的、易于收获的食物资源，降低了人们对其他大量物种以及在居无定所时期所运用技术的熟悉程度。这是新石器时代“非技术化”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过程也增加对于某些特别偏爱的物种的专业知识。定居共同体将学会更多关于生命周期、疾病以及少数与其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的物种的知识。这些知识极大地增加了食物采集者关于他们所采集物种的生态学基本知识，以及如何保护并有效传播这些知识。对这些物种的呵护还会刺激这些驯化植物的遗传变化，因为较差的物种会被淘汰掉。最后，开垦土地，建造永久性住房，将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环境，那些强壮的植物物种生长茂盛，如果人类定期使用这些物种以便它们的种籽在人类的定居区域附近逐渐集聚，则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随着定居共同体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变得更为依赖范围有限特别偏爱的物种，以及更为熟练地提高这些物种的产量，回到游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和欲望就消失了。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定居文化的困境。
这种序列——预适应；然后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压力，以及交换的增长刺激了定居文化的产生，接着集约化和进一步的人口增长，最终导致充分的农业——非常适用于新月沃地的情形。
最早的农业时代共同体包括独立的农耕村庄。它们大多各自构成自给自足的社会。在它们之外，没有更高的权威，没有国家或者地区性的酋长，不过交换网络（有时甚为广泛）确实对大多数共同体产生了客观的影响。
虽然在大多数居无定所的食物采集共同体里，个体可以清晰地根据性别和年龄加以区分，完全可能存在着某种个体的等级制度，但是在食物采集社会的大多数其他各个方面必须是平等的。只要它们居无定所，就不能储藏剩余产品，从而也不能在财富上产生明显差别。农业则要求经常性地储存剩余产品，并且维持更大规模的共同体。由此为财富的集中以及不平等创造了前提条件。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当食物采集者开始定居，各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就已经出现了。……定居的共同体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个人再也不能随意远走他乡或加入另外一些团体来处置各种冲突。农业将个体和整个族群，同某一块土地更加牢固地联结在了一起，有时迫使它们采取集体行动。因为种种原因，大型共同体发现，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有必要选择一些领袖人物。而选择领袖就必然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等级制度。
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就影响到了其他有机体。但是当人类首次从事农业之后，他们就开始改造无生命的环境——土壤、河流以及风景——以便创造新的环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农业意味着改变自然的进程以满足人类的利益，因此也意味着干预自然的生态循环。
随着人类开始重新安排他们的环境以便使他们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他们愈来愈强烈地体验到“自然”与“人类”世界的分离。人类及其环境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在当代食物采集共同体中显然也是存在的，可能在农业社会就已经消失了。而为另外一种异化的观念所取代，这种观念认为，自然世界再好也是对人类漠不关心，再坏也不过是充满敌意而已。
第9章 从对自然的权力到对人类的权力：城市、国家和“文明”
在早期宇宙中，引力抓住了原子云，将它们塑造成恒星和银河系。在本章所描述的时代里，我们将会看到，通过某种社会引力，分散的农业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城市和国家的。随着农业人口集聚在更大的、密度更高的共同体里，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交往有所增加，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加，突然之间，新的结构和新的复杂性便一同出现了，这与恒星的构成过程惊人地相似。与恒星一样，城市和国家重新组合并且为其引力场内部的小型物体提供能量。
由这些变迁而形成的城市化的、国家组织的，以及经常发生战争的共同体，乃是现代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太容易遗忘这些共同体与旧石器时代和早期农业时代小规模的、相对非等级制的社会有多么巨大的不同。事实上，大多数人类历史（从编年史角度看）都是处在不知国家权力为何物的阶段。甚至在早期农业时代的村庄里，大多数民众，在大多数时间里，最重要的关系乃是个体的、地方的，以及十分平等主义的关系。大多数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民众是作为民众而不是某个机构的代表开展相互之间交往的。
后来，大约在5000年前，最早的国家出现了。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了小城邦。……最早的国家出现标志着个人关系向非人格权力，从对自然的权力向对人类的权力的重大转型。
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国王、独裁者、大祭司、皇帝、大臣、总统、总督、市长、将军、元帅、警察总监、法官、律师，以及囚犯、地牢、监狱、刑罚和集中营。在国家的监管之下，人类第一次学会了如何鞠躬、奴颜婢膝、下跪叩头。从许多方面看，国家的兴起便是世界从自由向奴役的堕落。
一般而言，国家一般纳入包括其他国家及其偏远地区的大片区域地区里面。我将这些地区描绘为农耕文明。文明常被当作进步的同义词，但我们在这里用这个词并非表达这层含义。虽然在农耕文明和其他类型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别，但是我不评判任何特定社会的内在价值。我将农耕文明帝国定义为基于农业的大型社会，具备国家的形式以及其他一切必然包含在内的事物（如文字、战争等）。
“自上而下”论突出了强制因素，将国家视为少数有权有势的人强加在大多数人头上的组织。这种研究常见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主要将国家视为剥削机器。某些个人（主要是农民）不断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正如他们的祖先从前所做的那样，这时又有一个统治阶层出现了；他们开始通过操纵影响力、财富和权力的网络而从同类那里索取资源。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精英们从中索取所需资源的“生态龛”。社会多层次分化，处在底层的人剥削自然，而处在上层的人则剥削那些剥削自然的人。这些变迁在人类社会内部创造了一个新的“食物链”，其中精英以及他们所剥削的人之间的利益分化无疑部分地解释了复杂社会结构的出现。
但是，就像共生现象一样，剥削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毫无疑义的。就像非人类世界的捕食行为一样，它可能多少具有野蛮的形式。正如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所观察到的那样，“从长远看，最残酷的捕食者，就像最可怕的致病微生物一样，由于杀害了它们的牺牲品而毁灭了自己。受到抑制的捕食行为——攻击而不杀死或者攻击而缓慢地杀死——乃是进化过程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在受到抑制的捕食行为的关系中，双方都有可能得到某些东西，剥削也可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减轻。……但是，正如致病细菌经常进化得不甚具有毒性，从而利用捕食对象而不是杀死它，人间的统治者最终也学会保护被剥削的农民（就像农民保护他们自己的牲畜一样）。通过这种办法，初级生产者就变得依赖于统治他们的精英，就像精英依赖于初级生产者一样。威廉·麦克尼尔将这些新型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寄生关系：“疾病微生物是人类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最重要的微观寄生物。我们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宏观寄生物就是他人，通过暴力的手段，我们能够获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必自己生产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精英以及他们所剥削的人不得不顺应出现在人类社会里的新的多层次的“生态”，因为新的结构改变了村庄、家庭和家族的亲密的、古老的结构。
国家形成的“自下而上”论则强调，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发现需要像国家这样的结构才能够生存下来。这个过程与非人类世界有某些惊人的相似性。在许多物种里，都存在着向更高级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化的历史，虽然在我们最近的近亲大猿那里并不明显。……个体通过目光、接触以及交换某种称为信息素的化学物进行交流。发展出了某些日常规则以解决拥挤、污染和个体间的冲突。于是等级制度就出现了。
人类还发现，由于他们生活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共同体里，他们就必须将任务和知识加以分割；这种进步要求新的交流方式，例如帮助人们制定行动时间表的历法、帮助描述个体的义务和财产的文字等。个体更加依赖于一个完整的团体，而在个体交换技巧和资源的过程中，必须以新的方式组织团体。不过，由于团体开始协调千百万个体的技巧和能力，大型的共同体就获得了一种个体所无法比拟的生态力量，不过个体能从这种生态力量中获取不同程度的利益。因而人类形成国家的逻辑颇类似于昆虫群居的形成过程。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正如我们在考察农业出现时所看到的那样，在于人类是文化上的适应，而昆虫则是遗传上的进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复杂的社会结构在人类中间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要充分解释国家权力，就必须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因为两者事实上是互为补充的。本章的其余部分就是要系统地解释国家权力是怎样出现的，我所指的国家权力就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实质上控制着绝大多数的人力和物质的资源。这个定义大有争论的余地（例如实质上一词），但是它有助于我们关注大型权力结构形成的两个重大前提条件：第一，人类的、物质的以及智慧的资源的巨大积累的出现；第二，对这些资源实行新管理和控制方式的出现。
农民还学会将家畜当作一种新的能源，尤其是它们的牵引力。大型动物如马、骆驼或水牛很快成为唾手可得的最强大的机械能源。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迁，其重要性也许可以和最近矿物燃料的革命相提并论，因为它提供了自从人类有效使用火以来最有意义的一种新的力量。
这些变迁还使得人们有可能首次定居在干涸的草原地区，因为它们使得某些群体能够完全靠畜产品养活自己。这些次级产品革命将青草转变为人类可资利用的能源，而将食草动物转化为有效的机械，就像以后工业革命找到新的方法向煤炭索取能源一样。
次级产品革命是一种扩张方式，因为它使得人类共同体能够定居在以前根本无法定居的地方。但是也是一种集约化的形式，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更为密集地居住在一起，因为使用畜力牵引，改善了欧亚大陆的运输网络。从长远看，这个革命使得非洲—欧亚区的交通、商业以及战争发生转型，使之能够更加容易、更加迅速地长途运输商品和士兵，不管是在牛车、马车（大约自公元前2000年起）里还是在马背上。
灌溉就是利用河流或者沼泽地的水种植农作物的方法，这是最重要的农业集约化的手段之一，至今仍然不可或缺，不管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花园还是在大型的谷物工厂里都是如此。
最早的陶器可能出现在日本的绳纹文化，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全新世初期。
最早的金属加工工艺的证据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同样的金属加工工艺以后在美洲地区也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制作出现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苏美尔，到公元前2000年中国也有了青铜制作。硬金属最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高加索生产，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就传遍了整个非洲—欧亚地区，因此，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经常被称为铁器时代。钢最早也许于罗马帝国生产。
更多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技术，以及更大、更密集的共同体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
随着资源的增加，人类社会不得不首次面对处理剩余产品的任务，剩余产品的控制和分配提出了全新的问题。而且其分配很快就变得不平衡了，由此出现了权力和财富的梯度。剩余产品开始供应享有特权的专业人士（主要是男性）：工匠、商人、武士、祭司、文书以及统治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梯度的等级制度是多么地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与农业革命有关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原则上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平均生活标准。而现实却有所不同。水在积累的时候倾向于持平，但是与水不同，在复杂社会里的物质财富却倾向于自我堆积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状。
考古学家认识到，家庭的规模有大有小，拥有的物品多寡不均，这也是不平等的表现。特别物品或者不同类型的衣服暗示着主人有较高的地位。幸福与营养的状况也透露给我们关于等级制度的信息，因为精英群体总是比被他们统治的人生活的要好。
凡是纪念性建筑出现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确定那里一定存在强有力的领袖和管理者，因为必须有人协调数百乃至上千劳动力的工作。通过这种办法，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力经常结合在一起。领导者希望通过建造这些建筑增强其敬畏感——敬畏诸神的权力，也敬畏直接与强大的诸神以及监管诸神住所的建造的祭司和统治者的崇高。纪念性建筑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工具。
在人口密集居住的地区，新的共同体开始设置自己的网络，这个网络的结构与土地的自然特征的相关性，与其他居住人群的存在和分布相比更少一些。这和我们今天在居住密集的地区一样。小村庄倾向于大致均匀地分布在大型村庄周围，这些大型村庄则充当了地方交换网络的引力中心。以这种方式出现了等级制的网络，小村庄围绕大村庄，大村庄群落则围绕城镇，而城镇群围绕大城市。甚至较小的城镇经常包含有某些村庄所不具备的机构，如神庙、仓库，也许还是祭司或首领的宅第。
甚至更为惊人的不平等的证据在于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在这里最重要的标志乃是堡垒和随葬兵器的墓地。
处在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乃是奴隶和其他属民。这些男男女女们被他们的主人当作能源库、活的电池和人畜。用机械学术语说，人是将食物转变为能量的高效转换器，因此奴隶经常比家畜更值钱，如果能够负担得起的话。……为了容易地控制奴隶，奴隶一生下来就与家庭分开。许多奴隶就像家畜一样，人为地使其保持在一种幼稚的依赖状态，以至于就像做了心理的割断手术一样——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孤立无援，易于控制。动物和人类只要使之在经济和心理上依赖他们的主人，就十分容易控制了。
随着等级制度的出现改变了男女的社会角色的定义，等级制度按照性别，以及阶级和职业而确立尊卑。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精英处在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度的顶部。为什么等级制度通常就意味着父权制？最简单的假设是，那是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里面，男性不如女性那样至关重要，这也许可以提供最好的解释。新形式的权力作为劳动分工的一部分而出现在家庭层次以上。权力的代理人乃是在权力、管理、信息收集、战争或者宗教方面的专家。但是那些在家庭（社会最基本的角色）中扮演最不重要的角色的人比较容易充当这些专家的角色。在没有节育措施、实施人工喂养的社会里，扮演这些角色的当然就只有男性（或者贵族妇女，她们的某些职责可以由其他妇女完成）了。
父权制是财富和权力的梯度在性别关系中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许多这些专业化的角色使得男性获得了新型的财富和权力。逐渐增长的权力反过来让男性精英对于性别角色的公共规定施加更大的影响。
对村社共同体的现代研究以及考古学证据均提示我们，特定的全体或者个体是通过哪些步骤开始控制他人的劳动和资源的。在许多人类共同体里，权力和资源均自愿屈服于受人信任的领袖。我们可以称此为基于准许的权力，或者自下而上的权力。然而，在大型共同体里，领袖们能够使这些不断增加的资源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而创造出新的权力形式来强制至少一些被他们所统治的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或者自上而下的权力。两者的区别对应于本章先前所描述的国家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以及自下而上的理论。实际上，所有国家都依赖于这两种类型的权力，这两种权力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如此，从基于准许的权力过渡到基于强制的权力，还是有一个清晰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发展过程的。
随着共同体的增长，新问题出现了，必须找到集体性的解决方法。农业的、经济的以及宗教的活动必须更加认真地加以协调；内部纷争必须予以制止；与相邻共同体的冲突必须得到调停。有效地处置这些问题经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一旦失败就意味着饥荒、疾病和战败。但是它们又不能分别通过每一个家庭而得到解决，因此在代表性的权威那里，各个家庭都有自身的利益。
一旦决定寻找一个代表性权威，那就需要选出一个好的领袖。
不过，有时权威获得了认可，是为了回报过去他给与人们的好处，这是对基本的互惠性规则的修正。
人类学家甚至还认识到，原始社会中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力形式——酋长制。酋长制的定义有时未免随意，谁也没有捕捉到现实世界的细微区别，但是人类学家一般用这个术语来描述握有实权的贵族世系，他们所拥有的权威，遍及许多生活在大约数以千计的较小的村庄、群体以及氏族。他们的权威一般是基于他们在一个尊卑长幼的世系体系所处的地位，这一地位使得他们能够动用大量资源。
这种类型的权威仍然是有限的、危险的。统治者必须达到他们置身其中的长幼尊卑的亲属制度提出的各种要求，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他们所统治的这些人的公仆。如果不能履行作为领袖的义务，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影响力，他们的追随者也会四分五裂。人类学家称这类结构为分散性的，因为它们容易分崩离析，从其原先团结一致的状态中解体。
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基于准许的权力可以确保领袖控制基本的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源；这个特点使得基于准许的权力构成了大型的、更加具有持久性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得这种权力结构有可能向更加持续性的、更加强制性的权力形式过渡的动力因素，在于出现了更大的、更加集中的人口中心——尤其是最早的城市的出现。
城市比乡村更大。在最早的城镇和城市里，首次出现了完全的人文化环境。在这里，大量人口完全依赖于其他人才能够生存下来，新形式的复杂结构和等级制度出现了。城市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在于生产能力达到了新水平，乡村人口不仅能够养活自己，并且有少量不从事农耕的剩余人口。城市的存在是以复杂的劳动分工为前提的，此种分工既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
最早的城市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
城市就像恒星一样，使周围地区的时空弯曲，吸引着周围村庄和城镇里面的商品、人口和技术。因此它们自动成为交换的重要中心。地区性交换网络需要更为复杂、更为等级化的结构，更多的活动、财富和知识向这些城市汇聚。边远地区日益发现它们的未来是要在这些新的权力和财富的网络里找到一个生态龛。
城市要求产生新的社会组织。
要“解决”这些密集的共同体带来的许多难题，就要建立最早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基本的权力结构就像简单堤坝，能够储存少量的剩余资源。然而城市却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社会堤坝。要管理巨大的财富储备，它们需要像苏美尔城市那样大型的灌溉系统。基于准许的政治实体再也无法处理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了。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城市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因为在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权力的集线器。一方面，它将原先分散在广大地区以及不同共同体的不同权威和劳动力集中到一个地方；另一方面，这些大型的、密集的共同体的形成需要有新的权力形式，因为随着共同体规模的增长，它们所面临的组织问题更加严重。城市需要特殊的机制以解决争端、组织农民和专业人员交换、修造仓廪以备饥荒、供水排污、构筑堡垒和灌溉水渠、攻城略地和抵御入侵。所幸的是，创造这些需求的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又将更大的资源置于领袖手中。随着对中央控制的需求的增加，中央权威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两个因素共同发生作用，从而解释了为什么随着人口的真正大规模集中居住，或是居住在城市（如美索不达米亚南方）或人口密集的乡村和小城镇（埃及模式），那里就很有可能出现国家。在人们居住的大多数城市，如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国家一般为城邦，但是有国界的国家则出现像埃及那样人口不太集中的、资源大范围流通的地方。
最简单地想象最早的国家形式的方式，就是酋长有足够的资源负担一支军队和一批扈从。
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即使具有大型结构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虽然它们能够动用暴力，有时还是极端恐怖和惊人的暴力，但是对大多数尤其是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它们的实际控制能力与现代国家相比还是十分微弱的。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掌握的能源十分有限，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所指出的，他们所能控制的能源主要为人力，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明朝的皇帝和埃及的法老所能得到的力量还不如现代一个推土机手和坦克手。”
暴力当然是无所不在的，哪怕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施暴乃是维护男性和长者的权威。
要管理早期国家的巨大资源是一件复杂的行政和会计工作，例如，所有早期国家都要任命掌管所拥有物品清单的官员。需要清点国家储藏的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大型仓库，这说明为什么在世界不同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北印度、中国和中美洲，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分别出现了文字系统。文字最早是作为会计和权力而不是记录说话的方式而出现的。（中国也许有一点儿例外，那里最早的文字似乎与宗教行为而不是会计有关。）不论文字如何发展，它是一种信息的储存因而也是信息控制的新方式。因为文字使用的不是任意的图像符号，它有可能以口头语言所不具备的精确性储存知识。因此文字固化甚至激活了经验知识，使之避免口传知识所必然产生的那种不确定性。但是，它所需要的技巧使之在数千年里一直局限在精英团体内部，而且局限在那个团体里面的男性。精英和男性因此从这种秘藏信息的能力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将数以百万计的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文字为此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所有农耕文明都构建了精致的数学和文字体系。它们还发展了另一种主要的工具——历法，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可以利用它来协调数千甚至数百万人的行为，以确保他们及时纳税。早期历法运用了各种早期农业时代社会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这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偏远的不列颠建造的巨石阵那里就可以看出来。
国家能够实行强制是因为它们能够动员大量的雇佣军或者武装人员。……军队使得国家能够调停冲突，更有效地收取税赋。在早期国家里，税赋主要是从农民手中征集食物，用来养活贵族和官吏，或者为贵族房产或者政府工程服徭役的劳动者。由于具有强制性因素，税赋与前国家的社会取得资源的方法大相径庭。事实上，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已经证明，这也许是国家和前国家社会最重要的区别。
虽然美洲的农耕文明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2000年，但是这两个地区历史的相似性再一次证明，国家的形成乃是社会的大爆炸，其燃料早在早期农业时代就已经被点燃了。由于农业引入人类的历史而促进了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就像白蚁一样，将要面对自身物种密集居住所带来的挑战。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世界不同地区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之处——也和白蚁以及其他群居性昆虫一样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10章 农耕“文明”的长期趋势
农耕文明时代之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叙事中占有主要地位，部分是因为农耕文明是最早的人类共同体，创制了现代大多数历史研究都以之作为研究基础的文字。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许多细节。……正如罗伯特·赖特所言，世界古代史就像一片文明和民族在兴废更替的模糊景象。但是“如果我们放松自己的眼力，让这些细节变得模糊，那么一幅巨大的图景就落入了我们的视野：世纪转瞬即逝，文明兴衰更替，但是文明达到了鼎盛，其范围和复杂性都有所增加。”
本章考察这段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农耕文明是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共同体。
这个时代有两个结构性特征脱颖而出。第一，随着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人类社会与以往相比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而多样化本身乃是推动集体知识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不同共同体在生态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可能性，推进了将这些技术通过新的方法加以联合起来的潜在协同作用。但是国家也增加了人类相互作用的范围。因为他们比以前所有人类共同体庞大许多。他们的引力场从遥远的地方吸收资源、人民和观念。通过这个过程，农耕文明创造了大型的交换网络。这些可以视为这一时代第二个主要结构特征。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更大范围的、更加变化多端的，以及更具活力的交换网络促进了交换的规模和多样性，也促进了集体知识的潜在协同作用。
凡是生产能力和人口有所增加的地方，农业共同体和农业技术就向人烟稀少的地方传播，为新的农耕文明地区奠定了基础。
无国家共同体在农耕文明时代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它们并未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并且经常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由于处在大型农耕文明之间，它们经常能够将强大的邻居连接成为巨大的交换网络，在非洲—欧亚地区尤其如此。
有国家的共同体是这个阶段社会变迁的真正动力。农耕文明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规模、居住期间的人口密度以及社会复杂性。以前的共同体在规模和复杂性上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这种密集的人口以及自上而下的交换网络的连接，覆盖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并且超出了政治实体的范围，这是农耕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结构特点。
农耕文明总是包含若干（至少三个）负责管理和开发的社会阶层。最底层是初级生产者，大多为居住在乡村的小农或者从事园艺农业者。这些人居住在类似于早期农耕文明的共同体里面，只是现在有了一个统治者和收取贡赋者组成的等级制度在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在村庄之上矗立着地方精英和权力中介——酋长、贵族、官员或者教士。地方权力中介从主要的生产者那里获取资源，但是他们通常不直接干涉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此，在农耕文明这里，大量初级生产者和贡赋收取者在社会等级、财富、生活方式以及思维习惯方面形成判然有别的鸿沟。在地方权力中介之上通常还有至少一个或者更多层次的城市和统治者，他们通过地方权力中介传递给他们的资源养活自己。
将生产资源从家庭转移到精英的最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宗教、法律的和武力威胁而共同提出的要求。因为这个原因，埃里克·沃尔夫把农耕文明描述为“收取贡赋”的社会。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即使在贡赋社会里还是存在一种对等或共生现象。基于强制的权力和基于认同的权力，在所有贡赋社会中能够而且确实共存着。初级生产者经常得到贡赋收取者提供的保护和其他服务。
实际上（虽然并非总是在理论上），与现代社会相比，农耕文明的生产资料更能够得到均衡的分配。农耕文明体现了一种复杂的共生现象，并未表现出赤裸裸的剥削——在某种情形下有点儿类似于饲养家畜。我们在第9章引用了威廉·麦克尼尔的寄生现象的比喻，它很好地抓住了这种不平衡的微妙之处，对于寄生者而言，如果他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护他们的宿主，就像人类必须保护他们的家畜、养活他们的奴隶一样。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麦克尼尔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这种关系处在一切农耕文明的核心——描述为“文明的妥协”。
收取贡赋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一国之内，而且存在于相邻的国与国之间，这种关系有的还相当重要。可以将农业帝国想象为一种强国从弱国收取贡赋的贡赋制度。
总之，某些结构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所有农耕文明之中。其中包括：
- 农耕共同体，提供大多数资源。它们大多与精英团体有别，但是它们占人口大多数，生产社会所需大多数的食品、能量以及原材料。
- 性别等级制度，支持男性在大多数社会等级制度层次上占据主导地位。
- 复杂分工，见于城市和乡镇之间，在城市和社会的等级制度之间。
- 城市和乡镇。
- 等级制度，存在于国王领导下的官吏、法官和统治者。
- 军队，由统治者控制，保护国家不受其他贡赋收取者的侵犯，并使统治者通过强制手段从他们的臣民或者邻国收取贡赋。
- 有文化的官僚体制，统计并管理资源。
- 交换网络，国家和城市借以获取那些无法强取豪夺的资源。
- 宗教和意识形态体系，经常由国家管理，使得国家结构合法化，经常建造纪念性建筑以及高水准的艺术作品。
- 广袤的边远地带，虽不直接在掌控之下，然而这些地方的资源对于农耕文明成功地发挥作用却是如同生命一般宝贵。这些边远地带可以处在农耕文明内部，也可以是单干农民，或游牧民族或食物采集者居住的地方。
这些理论的首倡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uel Wallerstein）论证到，尤其在现代，不仅必须分析特定的国家和文明，而且必须分析将其联结起来的更大的权力和商业网络，因为这些网络解释了那些仅仅从特定地区的内部历史根本无法解释的特征。沃勒斯坦称这些网络为“世界——体系”，即使它们并不是真正覆盖整个世界，从许多方面看它们只是在部分地区发挥作用。世界——体系是将不同类型共同体联结起来的多层次、多区域的结构，在这些体系里，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影响。
他发现了四种不同的权力和影响力的“网络”：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网络。政治的权力通常局限在公认的国界之内。相反，军事的权力则根据当时具有的后勤和军事技术而超越国界。例如，对于能够派遣一支多大规模的军队深入蒙古草原，它在战场上能够支撑多久而不耗费巨大等问题，中国汉朝的将军们心中都是了如指掌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更加具有渗透性，因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地区，其文化边界是很难划定的，而经济权力甚至更难定于一隅了。因此经济和信息的网络与那些强力控制的网络相比更庞大、更加具有渗透作用。
凡是有许多大型共同体的地方，信息、商品和人员的交换都是最活跃的。在这些地区，比任何其他地方聚集着更多的观念和产品，因而我们称之为引力中心。
引力中心规定了大型交换网络的结构和形式，而枢纽地区则因迅速传播的交换活动而比较无足轻重、比较容易转型。因此，在枢纽地区，重大创新经常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里它们才能发挥最重要的影响，而引力中心的密度和重力则令引力中心的变化比较缓慢。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非洲—欧亚网络由地中海（其首都先在罗马后在拜占庭）、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波斯（帕提亚帝国、萨珊帝国以及阿拔斯帝国）、印度，以及中国（汉、唐和宋）的农耕文明占据主导。
规模本身就是创新的一个源泉，因为逐渐扩大的交换网络的规模产生了新的学术和商业的互相促进。但是更为特殊的是，另外三个因素决定了这一时期创新的节奏和性质：人口增长、国家行为的扩张以及逐渐增长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我将分别描述创这三个创新的源泉，即使实际上这三个因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虽然每个因素都对长期的创新和增长有所贡献，但是从中短期看，其中某些因素也会削弱创新。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这些循环的范型在短时期内通常是最明显的，因此前现代的历史学家就根据循环而不是长期趋势进行思考。
由于在农业时代，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农业方面的创新速度决定着中期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的循环。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增加了，需求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也增加了。逐渐增加的人口使维持了贸易、更大型的国家、修筑纪念性建筑，以及保护文学艺术的需求持续上升，这些又刺激了文化交流。在这些时期，农耕文明在政治、经济和艺术上都达到了顶峰。
英国人口研究的先驱托马斯·马尔萨斯最早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现有资源之间的关系。早在18世纪末，他就明确指出，从精确的数学上分析，任何物种都是以几何级数增长，就像复利的上升曲线的趋势一样。不过养活每一物种的现有资源一般仅以算术级数增长，表现为一种直线上升的趋势。正如我们在第5章最后部分所看到的，这就意味着现有资源限制了人口增长。在自然界，现有资源取决于每一物种的生态龛。但是人类与之不同，因为他们能够不断创新：他们探索、修正、改善，甚至创造出新的生态龛。因此，人口增长仅仅受到一定时期内人类的创新所形成的生态龛的数量和生产能力的限制。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新技术或者机遇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但是技术和管理的知识都不足以支撑无限的增长。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创新足以推动增长，但是不能维持或者避免过度开发和生态崩溃。这种特有的缓慢创新模式（用埃里克·琼斯的话说就是“技术偏差”），在人口增长可达到的速度背后起到一种延滞作用，解释了整个农业社会时代的梯度循环。我称之为马尔萨斯循环。
作为积累的源泉的国家 在所控制的地区内，国家和城市是财富强大的集中者，也是积累和创新的巨大源泉，因为统治者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掠夺人口和经济资源。此外，城市本身就是思想观念和货物交换的重要枢纽。不过城市和国家也会抑制创新。
如果初级生产者不能获得土地，那么收取贡赋的精英们便不能存在，因为土地是大多数剩余产品的来源。因此，在大多数农耕文明里，大多数人都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广泛分配限制了财富梯度的加剧，抑制了资源被集中到精英集团手中。这就意味着虽然剩余的财富能够集中到政府和精英的手中，但是土地，农耕文明的基本生产资料却不能。不管精英们如何象征性地主张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必须将大多数土地交给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这一要求限制了他们管理并且监督农业生产的能力。这还解释了为什么贡赋国家在如此初级的科层体制下还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将大多数基本生产任务几乎全部交给了乡村家庭组织的技巧和劳动力了。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关系解释了为什么收取贡赋的精英们不得不经常通过抑制创新、抑制生产能力的方式来榨取资源。如果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屈从于精英们经常需要的大量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精英们通常不得不使用武力威胁取得剩余产品。
与此同时，农民（初级生产者）只要能够生活下去，通常对于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毫无兴趣，因为提高产量就更容易被他们的领主榨取。诸如中国这样的长期稳定的政治实体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足够富有，足够长期维持可预见的、相对轻的税赋水平，这给农民以更大的支持，让他们进行提高生产能力的创新。但是，即使在那些不甚横征暴敛的国家里的农民，其创新意识也是不强的。一般而言，他们缺少开展新技术实验的金融资源、冒险能力，以及相关培训。
一般而言，凡是在纳贡手段不能有效施展的地方市场交换就会繁荣一时。因此，凡是在武力不可企及的地方，国家就必须通过贸易取得那些珍贵商品或者战略物资。
正如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解释的那样，在商人自由地从商品流通过程中取得利润的竞争市场中，商业行为能够刺激创新。在竞争的环境下，赤裸裸的强制是要出局的，降价经常是对手的竞争手段，因此商人一般都会竭力保持低价而获得最大效率。而他们常常懂得如何降价，因为他们人脉甚广，能够迅速得知新的有效经营的方法。正是由于商业行为遵循了这样一些基本规则，因此能够在真正具备竞争的市场上，在商业行为相对不受纳贡精英——他们对于取得财富而不是生产财富更加感兴趣——把持市场的地方，鼓励各种降价的创新，提高生产水平。
在这方面，农耕文明中有两类地区能够脱颖而出。在农耕文明的边缘地区以及轻徭薄赋的地区，农民能够持续地从提高生产能力的创新中获得利益，因为他们可以储备所生产的剩余产品。
商业使生产能力潜力得以发挥的第二类地区，就是那些位于区域性贸易体系枢纽附近的小型纳贡国家。正因为其国家较小，从纳贡得到的国家收入数量也有限。但是如果这些国家位于具有发达的贸易网络的帝国体系附近，那么它们的统治者就能够与当地商人一起合作从商业中获得额外的国家收入。在这些地区，市场更有可能具有真正的竞争性，因为小型国家比那些大型的纳贡国家更少有机会依靠纯粹的纳贡收入养活自己。实际上，在农耕文明时代，创新的真正发动机经常是位于区域交换网络枢纽的附近的小型国家或者城邦。
但是日益发达的商业行为就像国家一样也会削弱增长，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城市都是些不健康、不宜居住的地方。城市肮脏、拥挤不堪，为致病细菌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城市居民一般比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更短。直到20世纪，城市在社会就像银河系里的黑洞，将远方的剩余人口吸入并毁灭掉。因此城市化本身抑制了人口增长，城市发展得越快，其抑制作用就越大。
最后，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商业行为刺激创新的机会常常为强大的纳贡国家的国家收入方法所窒息。虽然纳贡国家一般宽容并在一定条件下鼓励商业行为，但是它们贪婪成性的手段和诉诸武力的意愿，对于贸易发展的所必需的自由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因此，在纳贡的手段和商人的手段之间长期存在一种冲突；只要纳贡精英把持着政治制度，那么这种冲突就会限制商业行为发挥其提高生产能力的潜力。
第5部 近代：一个世界
第11章 渐行渐近的现代化
1960年，有人曾试图对过去2000年全球人口的数学趋势进行统计，结论是人口数量将在2026年11月1日达到无限。
在过去200年里，创新再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创新的大爆发何时终结。相反，在20世纪后期，创新的速度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快。
人类社会再也不需要主要依靠人类的和动物的肌肉或者木柴、风力和水力满足其能量的需要。人类不是使用这些最近才从太阳中取得的能源，而是开始挖掘远古时代太阳储藏在煤、石油和天然气中的能源，因此也可以说，我们这是在谈论“矿物燃料革命”。
曾几何时，至少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能源似乎多少是随心所欲的。在这层意义上，现代革命就像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得到一种新资源，其丰富程度令人一时觉得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似的。
事实上，现代国家将其国民网罗在一个法律和行政统治的牢固圈套里面的能力之强，足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不像农耕文明那样经常诉诸恐怖主义的统治手段。
在城镇里，家庭仍然是消费单位，但不再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以及开展社交活动的基本组织。亲属网络被国家控制的网络所取代。
随着现代意义的钟表计时的出现，他们的工作节奏不再属于他们自己了。此外，他们并不清楚究竟在为谁而工作。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以及食物采集的共同体里，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何在，因为工作与生活直接相关，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对于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工商业的工作者而言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无论如何，亲属网络和传统社会角色的衰亡，把人们在许多传统社会里赋予他们目标和地位的明确规定的自我认同感给剥夺掉了。人口的巨大流动性，不管是奴隶贸易、大规模移民还是被迫的流离失所，把父辈、祖父辈对共同体的情感全部从这些人那里剥夺掉了。
尽管在整体上已不那么崇尚暴力，现代都市共同体的个人关系仍然缺乏传统社会所具有的那种亲密性和持续性。个人关系日益变得随意、匿名和转瞬即逝。这些变化也许有助于解释现代生活为什么没有对价值和意义的明确感受，这正是现代生活的品质所发生的微妙、无序的变化，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埃弥儿·涂尔干称其为“失范”。
现代日历和钟表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诸如国际时间变更线和以格林尼治时间（建立于1884年）为基准的各地时区的出现，是这些变化的最佳证明，因为日历和钟表所测度的不是生物或心理时间而是社会时间。因此它们所测度的乃是人类的行为和态度所必须适应的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生态学领域——这种生态学的主要因素是他人创造出来的。现代革命还令消费者获得更多改变人类心智的物品，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称之为“心理行为的革命”。这些物品有鸦片、咖啡、茶和糖，它们有时能够帮助人们缓解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约束。
古代神祇被驱逐出去，而科学的世界为非人格的科学规律所控制。重力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如今统治着神鬼统治的地域。科学知识没有大多数前现代知识体系的特殊性和地域感，因为它要建立各种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时代的普遍原则。
与农业的转型不同，现代革命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持续的时间不超过两三个世纪。而且发生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创新的传播速度甚快，以至没有为各地自身的现代化留下任何空间。在这样的速度之下，决定性的飞跃只能发生一次。这种单一性给那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以极大优势，使得大多数其他共同体只会觉得现代性是一种外部强加给自己的新范式，是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粗暴的社会大爆发。
过去200年中创新的最惊人特点就是，至少在某些时间里，生产力水平迅速而持续增长，以至于能够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有时甚至还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事实上，正如我们以后还会看到的，现代历史的巨大节奏，不是受到由于生产力不足而造成的马尔萨斯循环的制约，而是受到由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商业循环的制约。
对于现代世界创新增长的突然加速，人口压力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原因。问题是人口压力经常未能产生必要的创新，因此人们不是挨饿就是将就着过。毕竟英国不是唯一缺少木材的国家——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国，这个问题可能糟糕。需求并非总是发明之母。
商业行为（亦即通过相对两相情愿而非强买强卖的方式的交换形成的岁入）所激发出来的创新要比收取贡赋（亦即以威胁手段为主形成的岁入）为多，因为所产生的商业收入是在高效率状态中形成的，而武力威胁是无法产生这种效率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条规律也有许多例外；收取贡赋者有时会对高效率的创新深感兴趣，而商人也未必心甘情愿地放弃武力。此外，大多数前现代国家表明，作为一条普遍规律，在农耕文明里，收取贡赋所形成的财富比商业交换更多，所形成的权力更大。
社会的主要阶级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迫使他们要不断地、无休止地有所创新的环境里。就像生态变化促使物种在环境剧烈变化例如在冰川时期迅速进化一样，资本主义新的持续不断的社会生态变迁，迫使人类的一切阶级不断寻找更多的有生产效率的工作方式。通过这种途径，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人类行为的新进化，推动了人类以革命的方式开发自身的创造力。
这些规则解释了一个奇特的悖论，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鞭子”——失业的威胁——远比奴隶和苦役鞭子还要有效得多。奴隶主不能让他们的奴隶和苦役饿死，不过也无意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这样的制度不能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然而资本主义的雇主并不占有他们的工人，不需要保护他们免于饥寒交迫。事实上，他们普遍将失业或者贫困看作对工人勤奋工作的一种有益鞭策。所以工人就有义务确保他们的劳动有足够的生产效率，足以让雇主来购买。通过这样的方法，经济的鞭子能够刺激真正的甚至创造性的自我节制，而管家的鞭笞只会产生不情愿的服从。
欧洲的优势不仅是一种地理学上的幸运问题。相反，西欧社会在十分重要的意义上预适应了利用新的全球化交换体系所创造的机遇。西欧许多地区社会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帮助欧洲利用了与全球交换网络一同出现的新交换体系，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将回到大家比较熟悉的关于欧洲历史某些重要特征的论证上来。正如王国斌在对中国和西欧的早期现代化阶段进行重要的比较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创造工业化，欧洲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故意设计一套方案去推行工业化。相反，欧洲政治经济学创造了一套制度，一旦工业化出现就能推动它发展。”
第12章 全球化、商业化和创新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000年里，有两次大的马尔萨斯循环在整个非洲—欧亚世界区——间接地在其他地区——的历史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图10.4）。第一次循环始于第一个千年后半期的人口复兴，大体上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时结束。第二次始于黑死病以后，结束于17世纪的一次人口缓慢衰落。
琳达·谢弗曾经论证，这一时期世界史的主要地理特点可以用“南方化”来概括。她提出，南方化类似于最近的西方化，始于纺织品生产、冶金、天文学、医学和航海等方面的技术和商业的创新，这一切皆以印度和东南亚为先锋。
印度次大陆开始并保留的创新传播到东南亚和中国，然后传播到伊斯兰世界，为古典时期的马尔萨斯循环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谢弗指出，“到2000年南方化过程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南方，从中国到穆斯林地中海世界”。
现代革命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那些经济建立在商业交换而不是较为传统的收取贡赋行为——如对土地征税——基础上的国家，它们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上升了。但是直到19世纪情况才变得昭然若揭——随着越来越多的财富在国际商业网中运转，这些国家便动用武力，最终令那些甚至最强大的收取贡赋的国家都黯然失色，而且是在那些帝国的土地上。
中国就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例证，即使在强大的收取贡赋的帝国内部商业化也具有潜在影响。到公元前1000年，商业活动遍及中国大部地区，甚至土地也可以买卖。到那个千年的中期，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商人阶层出现了在春秋晚期的文学经典，包括孔子（大约公元前551——前479年）的著作里。到了汉初，商人满足了统治者和贵族的需要，小商人在省城中心做买卖，而小贩们则到村庄做买卖，由此将村庄同商业网联系起来。
逐渐增长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国家税收形式，最终对国家体系施加微妙然而重大的影响。但是要改变那些轻易能够获得传统税收，如土地税的国家，尤其是像汉朝那样掌握大片土地的收取贡赋的庞大帝国却是不大可能的。尽管如此，凡是传统的税收方法失去效力的地方，商业化就能够改变哪怕最强大的收取贡赋的国家。
面对北方连续不断的军事挑衅，没有在统一中国范围内的巨额税收，而且置身于中国南方的商业化环境内，南宋统治者开始宽厚地对待商业活动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的重大影响。在12世纪，他们甚至许可成功的商人买官鬻爵，而马可·波罗得知，宋朝皇帝邀请富有的商人到宫廷里来，这在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是由于严酷的国家财政现实所导致的。
我们已经看到，商业交换比纳贡交换更有可能产生提高效率的创新，因为后者的强制压抑了效率。但凡国家宽厚地对待商业行为，营造支持商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就可以合理地期待开启创新的迹象出现。理论上的预期似乎在宋朝历史上化为现实，因为虽然宋朝政治积弱，但引领了一个增长和创新的时代。
尽管如此，宋朝的创新速度还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宋朝的商业化和创新的范围十分惊人，以至于令人想到中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是即使有过一场革命，但它并没有维持很久，因此不能使整个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有三个主要原因未能使变化广为传播。第一，宋朝的统治者支持商业和企业是暂时的；第二，中国处在非洲—欧亚交换网络的边缘而不是中心，这就降低了其技术创新传播到其他地区的速度；第三，世界体系在整体上还不够大，或者说还不够一体化，不能确保中国的创新迅速影响到其他地区。
在中国，一个充满竞争的国家体系原非常态。根深蒂固的政治和文化统一性，以及完整的交流体系，使中国早晚会重新得到统一，而宋朝的商业和技术的创新也会被再度用来支持强大的统一王朝。事实上，这个过程在1279年忽必烈汗征服中国南方后完成了。重新统一后，鼓励国家商业化的三个条件中的两个（规模小、强大对手）已不复存在，而第三个（靠近富有的贸易体系）只是持续得稍微长久一些。中国不再是一个脆弱的，由几个竞争的、从任何可能的资源获取国家税收的国家所组成的地区。在元、明统治时期，政府税收又回到了更为传统的贡赋资源上，如农业税等。统一中国的巨大规模意味着商业税收竞争不过更为传统的税收资源。在以后数百年里，这一庞大体系的巨大惯性使之从传统国家税收的转型，比由小型的、竞争的国家所组成的地区更加复杂和艰难。
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交换体系将非洲—欧亚、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最后美拉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的市场联结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
整个这一时期亚洲的白银顺差，也表明亚洲处在正在出现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位置。这些变化不仅是表面的：商业活动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政府开始以纸币收税而不是16世纪的那种方式，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表明甚至在乡村的商业变化达到了何等程度。正如彭慕兰所证明的那样，白糖的消耗量或者布料或者其他非必需品等的指标，以及预期寿命等统计，都表明在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生活水平是不相上下的。
我们前一章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简化版提到了关注日渐增长的商业化在两个领域里发生影响的重要意义：首先，商人精英日益增长的影响和权力；其次，（占到农耕文明人口大多数的）乡村人口卷入到了各种商业行为，直到最后，债务和征地使他们全部脱离了土地，成为雇佣劳动者，生活完全受到商业网络的制约。
王国斌指出，在18世纪的中国，“许多农民拥有至少某些财产，有的还出租土地。实际上所有土地都是在家庭生产的水平上进行生产的；地主扩大他们直接生产的基础以回应市场机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传统农民经常在道德上恪守一条古老的原则，就是他们对土地拥有权利；他们相信土地不像许多袋稻米一样可以买卖。这些观念在许多农村地区一直保持到20世纪。
虽然中国农村在18世纪就已经高度商业化了，但是对土地的所有权结构和控制限制了大多数人卷入商业网。而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这些局限性必然限制了创新的长期增长速度。
商业的态度和实践已经深深地进入农村生活，甚至影响到了某些最传统的贡赋帝国的政府活动，但是它们并没有削弱传统农业社会所特有的权力和生产结构。
在西欧，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商业化比其他非洲—欧亚地区都更彻底，欧洲社会比其他中心地区更年轻、更具可塑性；它们的国家比较小，对于国际商业压力比较敏感；它们对商业性更开放，原因我们以后再讨论；也许最重要的是，全球交换网络的地志学变化确保了现代马尔萨斯循环初期，欧洲大量的、多样化的和高密度的信息和商业交换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巨大。
西欧社会通过两种方式为在这个于16世纪出现的新全球商业体系中生存下去做好的准备。首先，它们是年轻而易于变革的国家。在西欧出现国家只是过去1500年间的事情。到那时，强大的、成功的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存在了3000年了，而在中国也已经存在2000年了。这些庞大的、收取贡赋的国家的成功标志着它们的政治和军事结构、阶级联盟及其价值观适应了农业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生态。相反，欧洲年轻的政治组织则进化成为一个比较商业化的世界。它们政府的结构和传统、特有的阶级联盟和立场，及其战争传统已经适应了这种很不相同的社会政治环境。
其次，我们在前文（第10章）曾经提到，欧洲国家体系具有的一些特点，共同刺激了精英更加宽容地对待商业行为。西欧有别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古典时期统治该地区的帝国崩溃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收取贡赋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对于这个角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西欧在后古典的马尔萨斯循环期间出现了许多小国家，相互之间竞争不断，而且靠近地中海世界主要贸易通道。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组织。在有限的商业化时期，正如古希腊城邦的鼎盛时期，这些因素创造了具有惊人的商业和军事优势的政体。它们的商人在整个已知世界里旅行，而且，正如前文所述，它们的军队有时甚至能够挑战庞大的收取贡赋的帝国，就像希腊城邦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中驱逐波斯人那样。但是它们不能指望永远取代帝国。在18世纪商业化程度高得多的世界里，国家和地区之间类似的差异证明更加重要。
欧洲的战略位置肯定令欧洲受到这个新全球体系变化的影响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重大。信息交换经常在世界近代史的叙述中经常被忽视。可是，正如我在前几章所论证的那样，总体而言，在不同共同体之间信息交换的数量和多样化是创新速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极度依靠商业税收形成了国家特别的结构和与众不同的政治。首先，在这种政治组织里，商人通常享有较高地位；在有的国家，如威尼斯或者荷兰，他们就是国家。其次，国家既然依靠商业税收，就不得不支持商业行为，因此极其热情地保护商人的权力，与大型的、更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有所不同。最后，这种环境甚至对于统治精英的立场也会产生某种微妙影响，刺激他们不仅不断地思考如何攫取税收的办法，而且思考如何积累新的工商业财富。
政府与商人共生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战争的高度商业化，最终使商业国家在与收取贡赋的帝国的竞争中获得战争和商业两方面的成功。欧洲内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不仅使欧洲国家商业化，也使战争商业化了。这种状况在美洲白银流的支撑下导致军事技术的革命，使得战争的破坏性和战争费用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随着农民和地主进入企业活动网络，这两个集团发现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于精英集团而言，他们的收入来自日益增长的商业资源，在农产品数量不断市场化的环境下，以土地养活农民就变得不再那么至关紧要了。因为地主如今已经有了不必依赖于农民的耕作作为收入来源，他们能够用绵羊代替农民而生活下去，就像16世纪英国的极端情形那样。
正如查尔斯·蒂利所写道的那样，“实际上，在全部历史上，资本家主要是作为商人、企业家以及金融家那样工作，而不是直接的生产组织者”——这种评论一直到1700年都是正确的。资本主义正在改变商业，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大规模的生产方法。生产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家庭：农场里的农民家庭或者家庭作坊，以及城镇中的工匠家庭。虽然工资对于他们而言变得十分重要，但是这些人还不是按劳取酬的工人。因此商业方法和态度还没有对生产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生产领域仍然是小规模的、传统的。欧洲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传统的，这一点尤其可以从农业和农民为主导这一点看得一清二楚。
因此，在18世纪的全球世界体系里，传统的收取贡赋的结构依然占主导。然而，这个体系的所有地区由于知识和资源，尤其是商业资源的长期积累而高度商业化了。此外，在某些地区，尤其在欧洲，资本主义结构仍然足够强大，以至于主导了国家结构和政府体制，而某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结构足够强大，以至于在军事上能够挑战主要的收取贡赋国家。这种联合——一个高度商业化的世界体系，以及某些政治结构正在转型的地区——为迅速创造一个完全由资本主义强力推动的世界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13章 现代世界的诞生
为什么转型首先发生在欧洲？为什么欧洲的转型没有像宋朝的经济革命那样夭折呢？在工业化的最初一个世纪里，局限于欧洲和美洲的现代化轨迹究竟是怎样的？早期转型的主要特点何在？这些问题正是本章所要解决的。
在英国，工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只是三重经济革命的一部分。第一重，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特有的社会阶层和经济交换的出现，发生经济行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相应发生转型。第二重，农业部门发生转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利润，而不是养家糊口。……第三，基于商业化和使用新能源（例如煤和蒸汽）的全新生产方法使许多英国制造部门的规模和产能发生了革命，棉花、煤炭和铁器的生产尤其如此。此种产能的大幅提高，多因各种汲取矿物燃料中古代太阳能的巨大储备的技术所致。
英国的高度商业化很大一部分依靠连续几届英国政府在贵族和商人支持下持之以恒地、大胆有为地投资金融和军事，以保护英国的海外商业利益。政府有很充分的理由支持国内外的商业行为，因为到18世纪大多数国家税收来自关税和货物税。通过建立英格兰银行，支持海外扩张，它保护了自己利益以及庞大的具有影响力的商业精英的利益。这与中国明朝形成了惊人的对照——明朝政府贬低商业，拒绝外贸。但是这两个社会的地理位置的对照也是十分鲜明的：一个现在处在全球交易网的中心，另一个却处在巨大而古老的亚全球交换网的边缘。
商业行为使得英国乡村发生转型。甚至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失地农民工也许构成人口的25%——30%。
土地控制手段的变迁使农业技术发生了革命。商业农场主不得不为竞争的市场进行生产，因为他们不得不进行大量生产、有效生产。但是他们比农民更能取得资本以便投资于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最后，在圈地运动之后，他们一般能够得到大片土地，运用小农生产所不及的现代农耕方法从事规模经济。
18世纪英国农业生产效益的不断增加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首先，它有可能使人口迅速增长。克拉夫特的统计表明，在18世纪，生产效率的增加之快足以支持马尔萨斯所观察到的人口快速增长，但是在19世纪，生产效率增加得更快，因而避免了从爱尔兰到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其他许多国家曾经遭受的马尔萨斯危机。在英国，增长的人口扩大了农业产品的市场，刺激了进一步的投资，把更多的劳动力释放到了非农业的经济部门。
大气压力是一种潜在的机械动力资源的观念，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中国和欧洲可能都非常熟悉。
随着蒸汽动力，然后是电力或者石油的引入，人类社会终于开始发掘储藏在无机世界里的巨大能量。（早期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火药，但这主要是破坏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技术）。每一次变化都开辟了一个人类可资利用的全新的生态市场。
我们在分析这一系列创新的时候，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它们影响重大，但是它们的发展却是逐渐增加的。……在《蒸汽机诞生前史》一文中，研究中国科技的史学家李约瑟（Josephy Needlman）认为：蒸汽机的祖先在中国、希腊，也在欧洲，并且总结道：“没有哪个人可称为‘蒸汽机之父’，也没有哪个文明可称为‘蒸汽机之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是非洲—欧亚大陆的，甚至是全球的，只是它们提高生产效率的潜能首先是在英格兰得到体现罢了。
此外，工业和农业一样，早期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技术更多地依靠传统工匠的熟练程度，而不是新的重大的技术方法。许多先行者都是操作工人而不是科学家或者理论家。
伴随经济革命而来的是政治革命。国家的权力和范围在17—18世纪逐渐地、在19世纪迅速地增长，它们所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因此，它们与被统治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如今政治制度之于过去那些收取贡赋的大帝国，就像那些大帝国之于被它们取代的酋长和“大人”的政治制度一样。
战争的管理对于这些变迁至关重要。早期近代欧洲国家主要依靠雇佣军，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国家开始直接参与招募、组织和筹集资金支持国家军队。因此，随着国家的组织和税收的作用迅速扩张，它们发现不得不应对一些全新的难题（例如可能的招募人员的健康和教育）。所有这些压力迫使政府收集更多关于人口和经济的信息。到19世纪后期，国家开始对公共健康发生兴趣，支持公共教育体系。政治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法国大革命政府选举政治的信奉也迫使它们对全民战争以及法律和秩序负责。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将民族性的意识转变成一种重要的合法化机制，促使国家主动支持民族主义思潮，支持那些构建民族主义的史学家和作家。
警察是这些变迁中特别重要的方面，因为它是现代国家开始真正垄断强制工具的垄断过程之一。
通过这些办法，法国成为典型的现代国家的先锋：一个庞大的科层组织，有规模、有权力、有财富，还有管辖范围。这种现代政治革命既是经济革命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资本主义如要获得其全部的动力，那么一个有效率的、具有商业化头脑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就这一点而言，它是原因。现代财富梯度的扩大前所未有地把更多的财富放在了少数人手中，保存这些大量资源之流需要比农耕时代更大、更精心修建的水库。总之，国家不得不强大到足以保护有钱人和企业家。
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也是现代经济转型的产物。正如最初国家的出现部分是为了应对管理和组织民众与资源在城市大量集中所带来的挑战，现代国家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工业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所带来的全新挑战和可能性。现代国家掌握的巨大资源应当有新的管理手段，即使国家觉得不需要管理和调节那些带来增长的商业组织。但是现代国家也从新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获益匪浅。……美国内战是现代化时期第一场真正的工业化战争。
另一方面，大多数现代国家通过公开讨论，通过普通市民当选官员的选举制度，培养公民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通过这些方式，现代国家鼓励公民将自己视为积极分子而不是臣民。现代政府还为自己的权力设置明确的界限，因为它们知道它们所掌握财富的多寡取决于能否避免过分干预企业行为。虽然它们掌握的权力比前现代国家更大，却更加克制地动用这些权力。此外，现代国家还担当了许多行为只有它们才能担当的行为。它们提供基础设施、警戒、从教育到公共健康护理的各种服务，还要维持一个令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昌盛的法律和行政体系。现代国家的管制权力导致某些批评家将其描述为“极权主义的”，但是它努力包容并培育其公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仍然视之为解放和自由的同盟和捍卫者。许多现代政治生活就是不断协调现代国家行为维持管制和支持之间的平衡。
从前的农民进城、日益关注技术创新、政府推广教育以及大众传媒的推广，乃是现代文化生活的重要变迁。
而最重要的变迁也许是推广大众教育和普及识字。正如我们所见，识文断字乃是为了处理最早国家繁重的管理工作应运而生的。但是在农耕时代大部分时期，识文断字是精英人士的特权，是大多数普通民众无缘置喙的权力形式。现代国家以全新方式对待其公民，要求广大民众本身介入现代社会的管理工作，尽管也许此种介入是无关大局的。而大众介入生产与管理的重要前提就是识字。这一文化革命的影响极为深远。
在农耕文明里，大多数人依赖口传信息，知识主要掌握在某些特定教师的权威手里。教育由传授传统的技艺以及传统的知识体系所构成。凡是识字得到普及之处，知识就变得更为抽象，更为非个人化，而抽象的知识就开始独立于某些特定教师的尊严。此外，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检验传统知识的习惯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阿拔斯王朝的波斯、宋朝的中国以及早期欧洲都可以看到此种现象。
而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降，表明英国工业革命自身的动力十分有限。如果它恰好像中国宋朝的工业革命时期那样处在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那么它的影响力可能就更为有限，而且在一个世纪之内就会归于失败。
但是英国与中国宋朝有所不同，它处在迄今存在的最大、最具活力的交换网络的中心，整个世界也更为统一、更为商业化。此外，工业革命证明了自身的活力，因为交通和通信——如铁路、轮船、自行车和现代印刷术，以及电话电报——的发明从整体上加速了信息交换，尤其是新技术的交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高度传统的政府，其社会已经略有一些商业化，开始了由国家引导的工业化运动。日本的明治政府提高了工业化速度，获得极大成功，而沙皇政府却没有；只好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府尝试开展一场自相矛盾的没有企业家参与的工业化运动。虽然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运动在早期取得了成功，但是其最终的失败说明没有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创新是非常难以为继的。其他曾经是强大的地区——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经过不够彻底的改革，增强了在经济上或者有时军事上对欧洲的依赖。
第14章 20世纪的巨大加速度
从宇宙学的角度看，变迁主要是以数百万年计，甚至数亿年计。生物世界的自然选择起到决定作用，重大变化发生的范围是在数千年或者数百万年间。人类历史上的变迁日益受到文化影响，速度就加快了。在旧石器时代，重大变迁需要数千年才能发生。农业时代，由于人口数量的推动，变迁的时间大为缩短，整个农业社会只需要一千年，而农耕文明则还可以缩短一半。现代革命的巨大动能再一次加快了全球变迁的速度。时间本身似乎在20世纪被压缩了。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表现之一。
在以后数十年间，人们清楚地发现，在一个生产能力不断增长的世界里，寻找（或者创造）市场的问题就像在以前在农业时代生产不足的问题一样决定着经济行为的节律。因此，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不同（一般而言更短的）周期行为的循环所决定的，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商业循环。
经过长期观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其他学者认识到，要避免周期性的衰落，就要维护和支持现有的市场而不是垄断它们。因此20世纪消费资本主义极为关注如何开辟和扩大市场。这一变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一场伦理革命，这场伦理革命使消费成为一种基本美德，就像在前资本主义世界节俭是一种基本美德一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由广告商组成的新的教士阶层，他们在电视上现身说法，喋喋不休地为消费进行辩护。
原则上，现代社会逐渐增加的生产能力第一次有可能建设一个各社会部门摆脱物质贫困和压迫的社会。这正是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明白，虽然资本主义为这样一个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生产的动力这个看似资本主义的最大长处，乃是受到掌握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所推动的。资本主义似乎需要财富分配的巨大梯度才能生存和繁荣。
现代资本主义还破坏了农耕文明时期庞大的政治结构。在农耕文明占据主导的著名的贡赋帝国转瞬之间就消失了。……工业化拉开的技术和生产水平的鸿沟，终于令中华帝国在20世纪初崩溃了。到20世纪末，符合埃里克·沃尔夫的“贡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国家已经荡然无存，即使它们在两个世纪之前还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
正当古代贡赋帝国迅速消亡成为过去两个世纪令人瞩目的特性，另外一个特征却不为人所注意：许多传统贡赋世界的特性保留在20世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了。在革命运动的领导下，共产党相继在俄罗斯和中国掌权。但是它们的意识形态既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反独裁的。这个特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此种意识形态会感染某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精英分子强烈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他们传统的尊严和文化造成的极大冲击。
中国面临同样的挑战，但是它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透过其外表，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了各种苏联领导人决不接受的方式，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因素和习惯没有像在苏联那样被彻底消灭。社会主义时代的经验表明，抛弃资本主义不一定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制造的难题。20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赶超资本主义这个对手的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也未能消除极大的不平等。
人类造成污染之严重的最强有力证明在于，我们也许会根本改变地球的大气层。莱斯特·布朗论证道：“农业革命改变了地球的表面，工业革命则改变了大气层。”
第6部 未来面面观
第15章 未来
本书是从宏观的结构以及广袤的时间尺度开始的。但是它的焦点却逐渐缩小——最初是一个星球，然后是一个物种，最后是这个物种历史上的一个世纪。现在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必须再回到原先的时空范围。
讨论未来也许有些愚蠢。毕竟未来不可预言。
不仅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某些19世纪科学家相信现实世界是决定论的、可以预言的。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对于周围每一个事物的位置和运动有足够的知识，我们就能明确地预言未来。现在清楚了，情况并非如此。量子物理学表明，现实的本质就是不可预言的。从最小的层次看，现实总有不甚明确的地方。……这种类型的不可预言我们经常描述为混沌，因为混沌理论表明，数以亿计的微小的不确定性能够通过漫长的因果链而逐渐累积起来，以至于在人类所生活的大范围历史上创造大范围的不可预言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的数学证明发现，混沌的行为方式还不仅是出于无知或者不确定性：它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使变迁是按照明确的、决定论的规则而发生，我们也根本不能以足够的准确性知道变迁的起点，从而精确地预告未来的动向。因此，即使现实是决定论的，也未必能够预言未来。
但是还有第二种不确定性。理解了一种特定事物如何工作，也许无助于我们预言当它与其他事物结合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之后它的行为方式。即使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似乎是按照某种必然的法则发生作用的，我们也不能通过了解它们的各组成部分如何工作，而简单地推演出此种作用如何发生。了解氢气和氧气并不增加我们更多关于由两者结合形成的水的知识。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种类型的不可预言性在进化和人类历史上起到的作用。多种可能的未来与同样自然选择和文化变迁的规律都是可以与其相协调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变迁的最终结果总是开放的。
我们虽然要小心谨慎，但是不能完全拒绝尝试预言未来的挑战。至少有两种情形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尝试预告。首先，当我们在探讨那些缓慢的或简单变迁的实体时。存在不同层级的开放性结局，因为即使混沌一般而言其不可预言性也是局限在一定范围里的。因而在某些过程、在某些范围内，变迁是足够简单的、容易预见的。这是从前决定论者认为一切变迁所具有的那些变迁类型。
当我们要处理某些复杂过程，其后果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并且我们还能够对其施加某种影响的时候，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未来。
这个故事最为可怕的一面是岛民及其领袖肯定是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肯定知道，他们砍掉最后一批树木的时候，他们正在毁灭他们自己的未来，毁灭他们儿孙的未来。但是他们还是把树砍倒了。在我们思考人类历史的更大的轨迹时，拉帕努伊岛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比喻呢？
最近数十年以及数世纪人口迅速增长是处在两个极端的中间所致，一方面死亡率下降（由于更好的医疗条件和食品生产），一方面出生率居高不下。下一个世纪稳定全球人口的关键在于降低那些出生率最高的贫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具备若干因素，其中可能包括日益增加的财富、城市化、提高儿童健康水平，以及改善教育，尤其是改善第三世界的妇女（在避孕和健康方面）的教育。
能源消耗同样也能够保持稳定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都要从小事做起。首先是要从使用天然资源转到使用再生资源。其次是要更多依靠可持续无污染的能源供应。……原则上，我们已经拥有建设可持续的全球经济而不极大降低富裕国家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但是，正如我们在拉帕努伊岛上所见，最困难的问题看来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而不是在技术方面。
政治问题实际上是巨大的。在这些问题上拥有决策权的政界和商界领袖完全只考虑定区域的或经济上的利益集团，政治过程只考虑很短的时间尺度内的事情，不能有效地处理全球性的生态和社会问题。
对臭氧危机的反映表明，国际合作是有可能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有时候也能走到一起解决共同问题。凡是在问题严重性有了非常明确证据的地方，就能够非常迅速和有效地组织合作，即使它只是威胁到局部的地区利益。现有的国际合作机制还刚刚蹒跚学步，却在危机中已经发挥了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创新的动力，资本主义经济所依赖的正是日益增长的产品和销售。增长与可持续是不可兼容的吗？答案是不明确的，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可设法与至少像可持续发展的某些初级阶段共存。第一，资本主义需要增长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而利润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其中有些是能够与可持续经济相协调的。原则上，资源循环利用或者信息和服务的销售比商品销售与开发自然资源能同样有效地产生利润。如果政府对非可持续性生产方式稍微增加税收，投资就很快会转向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行为，从那里获取大量利润。资本主义和可持续性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正如布朗有力论证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会破坏生态，部分原因是它无从计算其生态成本。例如现代财会方法不能准确统计森林在防洪、吸收过量二氧化碳、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因而运用税收和补贴的手段将这些成本计入经济交易在原则上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采取这些行动的政治意愿是否存在呢？如果要让答案成为“是”，那么必须发生两件事：那些在现代世界的掌权者看到生态危机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一旦危机无疑达到严重和巨大的地步，政府就会迅速应对），以及，尤其在富裕国家里，大众的态度必须有所改变。态度决定一切。持续不断的生产总归是一件好事，这个流传甚广的信念正是改革的障碍之一。只要我们仍用消费资本主义——就是永无止境地消费更好的商品——所教导的方式去理解所谓的美好生活，那么这种信念就不会消退。改变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也许是迈向与环境保持更加可持续关系的重要一步。
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经济变迁的主导形式，则总体上的不平等必然继续存在。
目前，大多数天体物理学家相信，宇宙将持续地、永远地膨胀下去。用他们的行话说，就是它是“开放”而不是“关闭”的。随着宇宙越来越大，银河系的空间还会增加，宇宙在变弱的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简单、寒冷和孤独。美好时光将一去不返。随着热物体和冷物体之间的温差降低，熵就会增加，令复杂实体的形成更加困难，不过继续膨胀的宇宙将使自己无法彻底达到热力学动力平衡。
设想存在一个目睹最后黑洞面临死亡之烦恼的观察者，对于他而言，本书所考察的数十亿年不过是时间在开始时的一次创造性的耀眼闪光，是巨大的混沌的能量挑战第二宇宙热力学定律并且将构成我们世界的稀奇古怪的复杂实体的大杂烩联合在一起的那一刹那。在这春光乍现之际，在尚未冷却变黑之前，宇宙的创造性正在大爆发。而至少在一个无名的银河系里出现了一个联结成网络的、智慧的物种，能够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并且重构它的过去。
我们不禁要想，这道创造性的闪光是为人类特意安排的——也许这就是宇宙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终极理由。现代科学绝没有为这样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信仰提供充足理由。相反，看来我们只是宇宙在其漫长生命中最年轻、精力最旺盛、最具生育能力的阶段上一个比较稀奇古怪的创造。虽然我们不再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或者其存在的终极原因，但是对于许多人而言，这种想法仍然是非常崇高的。
从不可想象的遥远的未来观点看，当宇宙被压缩到稀薄的光子和亚原子的时候，本书所涵盖的130亿年似乎只是春宵一刻罢了。
本文于2026年2月19日首发于B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