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英] 齐格蒙特·鲍曼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年9月第1版
导言
本书试图回答这些“如何”（how）的问题，期望揭示当代贫穷叙事之下被忽视、被刻意掩盖的部分。这个试图找到答案的过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自己。
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什么是工作伦理？简而言之，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换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缺失了这个假定，以上的戒律和前提看起来就像是空中楼阁。人们所获得的是对他们过去的工作以及他们继续工作的意愿的回报。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把收益和福利分给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并不公平。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虽然简单，这却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中历史性呈现形式的总结。
驱使人们去工作
工作伦理的幌子之下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如果完全被生活逻辑贯彻、吸收，工作伦理将取代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例如反思、评价、选择和目标设定，使它们流为一种过程形式，甚至这种过程的节奏也不再由人自身决定。难怪有人批评新兴的现代性，说它们披着保护人类价值的外衣，实际上却在鼓励懒惰。
一旦被推行，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它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在工作伦理发起的反对前工业时代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中，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猛烈、最残酷的），对准的是那些准工人的反抗心态。后者认为新的工作制度令他们感到屈辱、不适，他们并不期望也不愿理解这种制度，遑论自愿选择。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非所有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厂流水线上，总有些老弱病残不能适应工业化就业的严格要求。布莱恩·恩格利斯（Brian Inglis）描绘了当时的情形：
“……逐渐形成共识的是，穷人是可以被牺牲的，无论他们是否该对自己的处境负责。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增加社会风险的前提下简单地摆脱他们，李嘉图（Ricardo）和马尔萨斯（Malthus）肯定会建议这么做，政府也肯定会给予积极的关注，只要不增加税赋就行。”
但是，并没有可以“简单地摆脱穷人”的方法，所以需要找到另一种不那么完美的方案。长期的探索之后，这个方案终于被找到：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837年关于民权运动的文章中坦率地阐述了这个“次优”策略：
“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这是所有捕鼠者都知道的秘密：堵上粮仓的缝隙，用持续的猫叫声、警报声和陷阱的开关声折磨它们，这些负担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如果被许可，更简单的方法是用砒霜，或其他一些略温和的方法。”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贫穷的研究报告，她在报告中阐述：
“穷人和老鼠一样，确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消灭，或者至少把他们赶出人们的视线。需要做的只是下决心把他们当作老鼠对待，并接受“穷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决的麻烦”。”
在“大量减少”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他们在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一致决定，所有对贫困人口的援助都仅限于济贫院内。这个决定对推进工作伦理的宏图大业有诸多好处。
首先，它把“真正的穷人”和那些为了逃避工作伪装的穷人区别开来。只要境遇足够骇人听闻，除了“真正的穷人”，没有人会选择救济院的生活。将援助限于阴暗潮湿的救济院使“经济状况调查”显得多此一举：愿意进入救济院的人一定是走投无路了。
其次，其他援助的废止，也让穷人们再次认真考虑工作伦理的要求。工厂工作的要求确实严苛、令人厌恶，但相较其他选项是否真的那么糟糕。一旦有了比较，工厂中微薄的工资和无趣繁重的苦役，似乎也没那么不能接受，甚至令人向往。
新济贫法还提供了一条明确、“客观”的准绳，用以区分：（1）可以被改造、可以被工作伦理接纳的人；（2）确实无法得到救赎，无论采用何种巧妙的、不择手段的措施，都无法榨取任何社会价值的人。
最后，济贫法保护有工作（潜力）的穷人免受那些彻底无望的闲人的污染，用巨大的、坚不可摧的围墙把那些麻烦圈住，旋即在内外之间又竖起一道效果不亚于有形围墙的无形文化隔离墙。济贫院壁垒之内的流言越是恐怖，工厂工人的奴役看起来就越像自由，他们遭遇的悲惨也越像一种幸运和福祉。
诚然，给依靠救济度日（或如改革者所言，“选择了”贫穷）的人建立的骇人听闻、令人厌恶的生存环境，使得穷人更容易接受雇佣并避开懒惰的恶习，但这又的确使得他们陷入贫穷。这种做法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长期来看却助长了工作伦理意图消灭的危害。救济院的恐怖生活成为评估工厂雇工生活质量的参照，帮助雇主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大对劳工的压迫，不用担心他们反抗或是退出。最终，那些接受工作伦理的人与那些拒绝接受的人，以及尝试接受但最终失败的人，几乎没什么差别。
以上两种方案都蕴含着一些风险，因为无论如何贬低，它们最终还是要诉诸劳工的理性：为了产生效果，两者都需要劳工能够思考和计算。然而，思想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说，是原本严密的墙体中留下的一道危险缝隙，通过这道缝隙，麻烦的、难以预料的、无法估量的因素（如人们对有尊严的生活的热情或自主的冲动）会从之前的放逐中回归。一些额外保险措施中，对肉体的胁迫或许是最佳选择。体罚、削减工资和粮食至低于生存水平，尤其是每时每刻、没有死角地监督所有违反规则（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行为并及时处罚，能够有效地让穷人滞留于几乎没有选择的境地。
制造生产者
所有社会都会对自身抱有一种理想化的观点，这激励着它们“不断进取”：发现有损它们面貌的疤痕、疣体和其他瑕疵，然后找到治愈或抚平这些缺陷的补救办法。对那些体面性和品格受到质疑的人来说，去工作（接受一份工作，找一个老板，做一些老板愿意付钱所以一定有用的事情）是一个颇为得体的自证方法。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因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在经典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化再生产）的枢纽。
先来看个人生活。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换句话说，对于后传统的现代社会（一个根据选择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来评估、奖励其成员的社会）中大部分（且越来越多）的男性成员来说，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总而言之：工作是主要的基准，所有其他生活追求都可以基于它来规划和安排。
再看社会秩序。在工业化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男性的绝大多数可支配时间、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工作场所承载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在这里，人们接受训练，培养服从规范、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形成自己的“社会性格”（至少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社会性格）。除大规模征兵（现代另一项伟大发明）外，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
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失业的人变成了无根浮萍，无人控制，无人监督，不受任何惩罚性规制约束。难怪在19世纪，具有社会意识的医疗科学定义的健康典范，是够胜任工厂工作和兵役的男性形象。
如果让大部分男性进入工厂工作是生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那么以（“养家糊口”的）男性为绝对权威建立强大、稳定的父权制家庭，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补充。工作伦理的布道者通常也是家庭美德以及不可撼动的户主权力的倡导者，这绝非巧合。……家庭的父权将秩序生产和服务网络的规训压力传导到圆形监狱无法触及的人群。
最后，在政治家惯常提及的社会生存和繁荣问题中，工作被赋予了决定性作用，并以“系统再生产”之名进入社会学的讨论。……因此其延续性取决于资本所有者是否能让未参与生产的人口源源不断加入生产过程。
产品是财富扩张的基本资源，其数量取决于“活劳力”（living labour）直接参与生产劳动并服从于生产劳动的逻辑；生产角色（productive roles）是这个体系的基本单位。政府的强制力（coercive powers）主要用于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换句话说，用于实现财富作为资本（即用于生产更多的财富）的潜力，以及社会成员作为“增值”（value-adding）劳动力的潜力。资本的活跃和就业的增长是政治的主要议题。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是：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
总而言之：在现代安排（modern arrangement）的所有三个可分析层面（个人、社会和系统），工作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外，正是借由工作，这三个层面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从“更好”到“更多”
工作伦理的宣讲力度与潜在劳动者因失去自由产生的抵制情绪成正比。宣讲的目的在于消除抵制。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感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哪怕是最恶劣的境况）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工厂纪律的压力越来越令人窒息，不再指望劳动者对工作高尚特质的信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美国梦劝告人们，所有工厂里遭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烦恼，屈从老板的虚妄只是成为老板的必经之路。然而，淡化美国梦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显而易见。毕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通过辛苦工作逐渐“自力更生”的自由之路也越走越窄。曾经依靠道德承诺及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的努力工作，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这个新的出路是“物质激励”：对那些放弃自身独立性，服从工厂纪律的工人给予奖励。……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
工业社会是以权力冲突拉开序幕，那时的人们为自治和自由而斗争。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只会为了获取更多盈余而斗争。人们默默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对这种结构的修正被排除在议程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
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实现了当初工作伦理在经济手段和偶尔的肉体胁迫的帮助下徒劳争取的目标。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消费者”意味着什么。顾名思义，消费者是消费的人，消费意味着把东西消耗殆尽：吃穿用度，或以其他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
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迁带来许多意义深远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涉及人们被培养、训练以符合社会认同要求的模式，也即人们融入社会秩序并获取自己一席之地的模式。曾经举足轻重的圆形监狱逐渐失去了作用，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再受到他们的影响。
消费总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这是消费者社会的桎梏，也是消费品商人的主要烦恼。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如果欲望不用等待就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能会远远超越所有先天、后天的需求的限制，或超越消费品物理耐久性的限制。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要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就像工厂老板能够指挥工人，是因为存在遵守纪律、发自内心服从命令的工人。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制造消费者
“经济增长”是衡量现代社会是否正常有序运行的首要标准。在消费者社会中，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生产力”（即健康充裕的劳动力、充实的财政收入、勇往直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现在，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的社会定位，并使这个定位得到社会的认同。
最初，工作是承接这份新责任的首要工具。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职业生涯的稳定持久和人们贯穿终身的社会身份构建非常契合。
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沙滩上无法建立牢固的城堡。简而言之，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外）是死路一条。
正如里卡多·佩雷拉（Ricardo Petrella）所言，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
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它必须能够适应紧急通知甚至没有通知的变化，必须遵循“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未来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放弃机会，放弃那些未来曲折命运以及难以预料的生活带来的未知的、只能模糊感觉到的利益。
更确切地说，身份是多重的：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中可能都散布着遗失或遗弃的身份。每一个后继的身份可能都是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因此，如何避免身份的固化成为一个难题。……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关注，人们恐惧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害怕在必要时难以全身而退。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社会身份唤起的吸引和排斥，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
变化多端、无限创新、飘忽不定的消费品市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担忧。
消费品的这些特质和当代社会身份问题特有的矛盾性，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和谐和共鸣。身份像消费品一样被占有，而占有是为了消费，所以它们终将消失。
任何规范的唯一目的，都是利用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来限制或完全消除选择自由：除规范所倡导的选项外，人们别无其他选择。然而，扼杀选择，尤其是那些被规范性和秩序性管制深恶痛绝的选择，那些不可控的、天马行空的、可随意撤销的选择，相当于扼杀了人的消费潜力，这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可能遭遇的最可怕灾难。
因此，就消费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而言，规范管制并不可取，也被它的受众厌恶。消费者和市场经营者的利益在此交汇。……消费者社会反对所有强加在选择自由之上的法律限制，抗拒对任何潜在的消费对象的非法化，并通过广泛支持大多数“去管制”措施来表达其不满。
就实际意图和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手段而非到达的终点。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拥抱消费者模式意味着首先要热衷于选择，消费只能居于次席，也并非不可或缺。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
贮藏、储蓄、投资的意义在于拓宽消费者选择的预期。
同样，不需要用“规范管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律训练和无处不在的监控来确保人们的需求顺应市场经营者的利润，也不需要重塑“需求经济”（消费者—商品经济）来匹配消费者的欲望。诱惑，炫耀未曾经历的奇景，承诺前所未有的体验，贬低已经尝试过的一切，才是最有效的。
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
总而言之，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评判世间万物的标准是激发人们感受和体验的能力——唤起欲望的能力，这是消费生活中最愉悦的阶段，比欲望得到满足更令人陶醉。根据这些能力的差异，所有的人、物、事件被标记在地图上。最常用的地图是美学的，而不是认知的或道德的。
使命是一种特权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工作给人带来的满足感差异很大。有些工作总是被追捧，被认为富有满足感或“成就感”，其他很多工作则被认为是苦差事。有些工作是“有意义的”，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使命，令人感到骄傲、自豪。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伦理学的角度，严格地说任何工作都有价值，没有哪个低人一等，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都同样服务于道德得体和精神救赎的事业。工作伦理认为，所有工作就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不管从事工作的人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乐趣（或没有乐趣）。履行了一份职责的感觉是工作带来的最直接、最具决定性、最充分的满足感。在这个方面，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工作伦理传达了一种平等的信息，它淡化了工作之间原本显著的差异，包括带来满足感的能力、带来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
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则截然不同。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它把某些职业提升到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其他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前者是“有趣的”，后者是“无聊的”。这两个简明扼要的价值判断概述了赋予它们实质的复杂审美标准。这种“不需要理由”“不接受反驳”的直率，从侧面印证了美学已取代伦理学，主导了工作的价值判断。
就像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提供终生职业，也不容许它们存在。对从事的工作产生感情，爱上这份工作，根据这份工作和运用的技能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意味着成为命运的人质。鉴于所有工作的短暂性和所有合同中都包含的期限条款，这既不现实，也不值得推荐。除了少数的天之骄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当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作从一而终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会招致心理和情感上的灾难。
这样一来，勤奋和奉献的劝诫显得虚伪、空洞，理智的人最好能够洞察本质，看穿老板所布置游戏中的“使命感”外衣。老板其实并不指望员工们相信自己说的是肺腑之言，他们只希望彼此对这场游戏心照不宣，并据此行事。对老板来说，员工若真的接受所谓的“使命感”会积聚麻烦，下一次“裁员”或“合理化”时，这些麻烦就会爆发。道德说教或许可以在短期获得成功，但长远来看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偏离真正的使命——身为消费者的追求。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工作曾经是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交汇，但现在它离这个核心位置越来越远，如前所述，曾经作为最高管理原则的工作伦理正在逐渐降格。如今，它退出了（或者说被挤出了）许多它曾经直接/间接统治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非就业人口或许是它最后的退路，或者说最后的生机。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贫穷意味着直接威胁人的物理生存——因为饥饿、病重时无人照顾或缺乏住所而面临死亡的威胁。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
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正是这种不合格、这种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的无能，转化为痛苦，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克服这种不合格被视为唯一的救赎，是摆脱屈辱困境的唯一出路。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消费市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的东西”而绝望或沮丧，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
弗洛伊德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幸福状态，我们只有在满足了某个令人烦恼的需求时，才会获得短暂的幸福，但紧接着就会产生厌倦感。一旦欲望的理由消失，欲望的对象就失去了诱惑力。然而，事实证明，消费市场比弗洛伊德更有创造力，它唤起了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
所以，无聊是消费者社会特有的社会分层因素产生的心理学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选择的自由度和丰富度、流动的自由度、消除孤立和组织时间的能力。在社会分层的心理学维度中，它或许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最痛苦的感受，也是他们最恼怒、最抗拒的感受。急于摆脱无聊或减轻无聊，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懒惰的罪名总是危险地盘旋在失业者家园的上空，只能以夸张、过度、最终流于形式的家庭劳碌与之对抗（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比如擦洗地板和窗户，清洁墙壁、窗帘和孩子们的衣物，打理后花园。
回首过往，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
希布鲁克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我要补充的是，“因经济增长而加剧”，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无论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都是以“灵活的劳动力”替代铁饭碗，以“滚动合同”（rolling contracts）替代工作保障，采用固定期限合同，临时性雇佣，裁员重组和“企业优化”——所有这些最终都在削减就业数量。
其次，在穷人变得更贫穷的同时，非常富有的人——那些消费美德的典范——却更加富有。
消费者梦想的天空越升越高，曾经帮助力有不逮的人们飞往天堂的恢弘飞行器耗尽了燃料，被丢弃在“过气”的废品场，或者被重造成了警车。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概念把公共福利理念——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公共福利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集体保险，由集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它承诺按个体需求而非个体支付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偿。公共福利原则的纯粹形式是个体需求的平等，它凌驾于消费能力的不均衡之上。福利国家的理念责成国家机关负责落实这个原则。
公共福利的理念，尤其是福利国家的理念，与工作伦理的关系有些模糊不清。事实上，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难以调和的联系，由此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主张以集体力量保障个体福利的人承认，以工作支撑生活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但他们也指出，由于很难为所有人提供长期就业，我们距离这种正常状态还很遥远，为了实现工作伦理的愿景，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人。
另一方面，公共福利的理念宣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国家的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即使他们对公共财富没有任何贡献。
福利国家出现在下述压力或需要的交汇点：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普遍性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两者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各类人群对它们的感知，它们的政治命运预期，也大相径庭。
选择性社会保障正无情蚕食普遍性社会保障。……他提醒读者：“为穷人提供的总是最差的服务”——若只服务于众所周知缺乏政治力量和公众话语权的贫困人口，选择性社会保障只能吸引最差而不是最好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
事实上，取消经济审查，会使受益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全体人口）认为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值得的，毕竟这些钱被用于提供“一个人能买到的”最好的、最慷慨的、最值得信赖的保险，以抵御各种厄运。……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会立即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利益理性于是和团结道德对立起来，道德变成了一个人“能负担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政治意愿上一个人愿意分享什么的问题。
经济审查总体的效果是分化而非融合，是排斥而非包容。新的、更小规模的纳税人群体，使用政治力量把那些具有缺陷的公民归为另类，也借此完成对自己的构建。他们不断吸纳自己的成员，不遗余力地把那些失败者边缘化，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达到公认标准的惩罚。
福利国家沦为只服务于小部分人（大众眼中的低等人）的工具，其最重要的长期影响是政治的式微和主流民众政治热情的消退。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对政治的关注只剩下让财政之手远离他们的口袋。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与大多数公民利益攸关，他们对国家几乎没有更多期望，于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由也越来越少。福利国家的“缩水”与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萎缩相伴而行。
福利国家的衰败
前文提到过，福利国家在工业化世界闪亮登场，立即在政治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的整个发展实际上未遭遇任何抵抗，这可以归咎于它的多因素决定性：那些原本对立的、多方的利益与压力的会聚。福利国家的屹立不倒，屡屡被归功于社会阶级之间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社会阶级的矛盾就难以调和。福利国家的长盛不衰曾被解释为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它能使工人更容易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成本更低。只依靠强制措施的工作伦理无法做到这一点。
此外，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拆除所有妨碍贸易自由，特别是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及为什么同时要扎紧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正发生的事情是，资本的先知们发现，相较于把远方的廉价劳动力招募到本土，不如自己直接去那里更加方便、成本更低。
现在，在支撑福利国家的利益关系中，最主要的利益关系已经被移除。失去了经济基础，整个利益集群分崩离析。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带到国外，带到那些索求更少的地方。因此，那些坚持保持福利标准不变的政府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蜂拥而入，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蜂拥而出。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毕竟穷困潦倒、难以自食其力的人始终是少数，在政治上也微不足道。他们也几乎不会去投票，忽视他们的利益和意愿相对容易，丝毫不会影响政治家的前途。因此，赞成对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抑制不平等现象的人，尤其是赞成集中保障个体利益的人，肯定大多来自其他群体。“中层选民”肯定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距离极端贫困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支持由国家提供保障服务的人，一定是无需立即享受这种服务的人，甚至是那些真诚地希望永远不要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表面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利他的：准备作出个人牺牲，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求得到回报，而且最好永远都不需要得到回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缺乏自信。运气使然，到目前为止他们仍能自力更生，但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运气能永远持续下去？
因税收降低结余的现金比公共保障抽象的可能性更具诱惑，何况公共保障的标准和吸引力在日渐下降。公共福利保障，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说，并不“物有所值”。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影响了中层选民对于财务成本和福利保障的权衡（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其他选项越来越糟糕，间接地加强了他们自力更生的愿望）。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审查带来的长期影响。影响之一是福利服务的质量持续不断的恶化。可以想象，这些服务一旦只提供给最需要它们的人，就失去了那些（至少目前为止）“不需要”这些服务的人的政治力量，于是政客自然而然地降低税收，讨好那些大多数更幸运的正常人。众所周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缺乏政治力量。
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简单来说，它传达了一种信息：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意味着达不到大多数正常人能达到的生活标准。因此，申请福利等于承认失败。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一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
招致毁灭的成功
“平权运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这些人来自公认的贫困社会阶层，因此在与社会地位更好，更“有文化”的白人的公开竞争中几乎没有机会。
他们心中所念的是消除贫困，集体关怀和扶助弱者是必由之路——补偿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从而使机会更平等。事情的发展却大相径庭：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
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他们受益于福利国家，如果社会不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和心理宽慰，这些“自我造就”的人不会获得成功。然而，这一代人最热衷的却是削弱集体保险和社会福利工资的影响。这种观点背后的真相是否会比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的那代人活的更久，尚不得而知。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今天，无论接受救济的穷人是否真的不愿意参加生产，都丝毫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现在的企业不需要用更多的工人增加利润。即使他们需要工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能很容易地找到，而且价格便宜得多，虽然这加剧了本地穷人的贫困。
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这从证券交易市场对就业波动的反应可以看出来，证券交易市场无意中成为企业利益最真诚的代言人。某国整体失业率快速上升时，你看不到证券市场有任何焦虑的迹象，更谈不上恐慌，它们反倒可能表现火爆。
定居者与游牧者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这类人很少有抗争的意愿，特别是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的意愿。所有的情况似乎都对他们不利。他们的工作是脆弱的，肯定不会持续很久，随时可能消失不见；今天的伙伴明天可能就各奔东西，去向遥远的地方……投身于工人的团结和集体抗争，需要付出长期的、充满风险的努力，注定收益不大，成本却高得难以计量。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很久，看不到任何改观，那些受雇者的世界观和心态也会相应变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潜移默化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审慎而有效的生存哲学。
资本家雇用工人不再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选择基地的首要标准是利润最大化，以及充足的低要求、温顺、不会招惹麻烦的劳动力。
如果说“失业”，甚至是长期失业，意味着工作生活的一个阶段，那么“过剩”则更贴近如今失业的本质。它暗示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最终到来。它是通向废品站的一张单程票……
从“失业”到“过剩”
随着经济周期的每一次轮回，“失业”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失业”之下的希望也越来越不切实际。这种体验无情地累加，推动了真正的“范式转变”产生——“过剩”这个新词，替代了“失业”。
与“失业”不同的是，这个词没有任何哪怕是隐晦、含蓄的承诺。没有暗示这是“非正常”状态，没有暗示偏离轨道，没有暗示目前的痛苦是短暂的。失业不再是一种暂时的烦恼，到了某个时候就会自然消失。“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即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的人从事生产），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即有了新的生产力，较少的人员参与就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得不再必要。
劳动力过剩被视为灾难，所有寻求合理化（提升投入产出比）的努力首先都会集中于进一步削减雇员数量的可能性。“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底层阶级”的浮现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任何有用性的持久产生怀疑，困扰于零散、游移的恐惧。这些概念帮助绘制的精神世界地图为接踵而至的“道德恐慌”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容器，已有的分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吸收和驯化新的威胁，同时让散布的恐惧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因具象化而使人安心。
可以认为，这是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
奥莱塔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读者，“底层阶级”并非贫穷导致，或者说，至少不能仅仅用贫穷来解释。……如果有穷人能够“在社会许可的界限内生活”，那么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这被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
于是，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即使有些人错过了摆脱贫困的机遇，或努力以失败告终而沦为底层阶级，这也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在一个选择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作出了其他选择——在这个场景下，是选择了“反社会行为”。
底层社会的异常使得贫困问题“正常化”。我们应该还记得，被置于社会认可界限之外的底层社会，只占“公认的穷人”的一小部分。正因为底层社会是一个如此重要又紧急的问题，所以大部分非“底层”的贫困人口就算不上急需解决的问题。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在社会日益富裕的过程中，如果贫困仍继续存在并持续扩大，那么工作伦理一定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工作伦理之所以无效只是因为其戒律没有得到很好的倾听和遵从，那么，就只能用那些掉队者的道德缺陷或犯罪倾向予以解释。
让我再重复一遍：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贫穷即犯罪
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美国人对底层阶级真正的不满意在于，这些人的梦想，他们渴望的生活模式居然和自己如此相似。……消费者社会培养其成员体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可望而不可得，恰恰是最令人痛苦的剥夺。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也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总体来说，这些愿景往往是孕育它们的社会的映射，那些危险的形象通常是社会负面的镜像。或者，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威胁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方式方法、关于社会当下和长期生存方式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投影。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这些人被告知，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了解到，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终点线和参赛者一起前行，人们力图到达的目标永远领先一步之遥。记录被不断打破，人的欲求似乎永无止境。
因此，在市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中，对那些无法实现欲望的玩家来说，解除他们的武装，剥夺他们的权利，镇压他们，就成为“通过商品诱惑整合社会”这个策略的必要补充。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贫困从社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刑法学和典狱学问题。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依赖救济的人和毒贩、强盗、杀人犯之间，只有一条能够轻易跨越的纤细界线。依赖救济的人是犯罪集团天然的温床，让人们依赖救济生存无异于支持犯罪。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作为事实的或潜在的罪犯，穷人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已经被摒弃于我们的道德义务之外。保护穷人不受残酷命运的伤害也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另一个道德问题取而代之，即保护正常人的权利和他们的正当生活，使他们避免来自卑贱街区或贫民窟的袭击。
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宣称，我们的穷人是幸福的，他们之中没有无知，也没有痛苦，我们的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有乞丐，年长者免于贫困，没有苛捐杂税……当一个国家敢于这么说时，它的宪法和政府就是值得夸赞的。
是否遵守工作伦理的号召，现在成了检验是否有资格获得道德同情的标准。然而，在这种检验所针对的群体中，大多数人都（必然）无法达到这个标准。他们一旦失败，就会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他们自己选择把自己排除在道德义务的边界之外。社会大众于是不再对他们的困境负有任何责任，也不会因为背弃了自己的道德义务而内疚。鉴于道德冲动的普遍性以及对人类苦难和屈辱的敏感性，这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永远不可能彻底扼杀道德冲动，所以彻底脱离道德义务也不现实。用不工作的穷人道德败坏且具有犯罪倾向的新闻持续不断地轰炸，或许能够成功地压制大众的良心，但道德冲动无法消除的残余始终存在，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出口。……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当代最杰出的记录者理查德·卡布辛斯基（Ryzard Kapuściński）最近解释说，操持这些“慈善盛宴”的媒体运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这些手段持续地作用，最终达到了效果。
第一，关于饥荒或者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新闻，总在暗示，在“电视中”的人们死于饥荒和疾病的那片遥远土地上，也诞生了“亚洲小龙”——虽然所有“小龙”加起来也不及亚洲人口的百分之一。
第二，这些新闻的行文把贫穷降格为仅仅是饥饿范畴。这个策略有两个效果：贫困的真实规模被降低了（全世界有8亿人长期营养不良，但约有4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中），今后的任务也被局限在帮助饥饿的人寻找食物。但是，正如卡布辛斯基指出的，这种对于贫困问题的表述，比如最近《经济学人》在“如何养活世界”的标题下对世界贫困问题的分析，“非常恶劣地贬低了——实际上是否认了——我们声称需要帮助的人的人性”。“贫穷=饥饿”，这则等式掩盖了贫穷的复杂性：“令人恐怖的生存和居住条件、疾病、文盲、敌视、支离破碎的家庭、衰弱的社会关系、没有未来、没有生产能力”。这些都是饼干和奶粉无法解决的。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媒体展示的可怕画面与受指责违背工作伦理的穷人困境之间的联系，被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被展示的是受苦的人和他们遭受的饥饿，但无论观众如何睁大眼睛，都无法在画面中找到任何工作器具、可耕作的土地或牲畜。
第三，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
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在撇清与战争、屠杀的关系之后，我们才会听到轻描淡写的声音叙述着杀人武器正被使用。在更少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提醒虽然知道却不愿提及的事情：那些把遥远的土地变成杀戮战场的武器，都是我们的军工厂提供的。
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工具“中立化”展现了自己的价值：清醒、理性地计算成本和收益。在这些人身上花钱等同于浪费，所有人都同意，浪费是不能接受的。遭受饥荒的人不能作为道德对象，我们的立场也不是道德问题。道德只为慈善盛宴而存在——那些怜悯和同情的浓缩物爆炸产生的宏大的、稍纵即逝的场面。
现在，工作伦理令“依赖”这种想法名誉扫地，依赖逐渐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福利国家体制被指责培养了依赖性，问题被提升到自我延续的文化高度，这是去除福利国家体制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场反对依赖的圣战中，道德责任第一个被波及，因为“他者”的依赖就是自身责任的镜像，是所有道德关系的起点，也是一切道德行动的基础假设。在诋毁穷人的依赖性是罪恶的同时，当前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顾虑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使事物变得不同、变得比目前更好的冲动，以及紧随其后能够增强这些冲动的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化不应该被解释为“通往现代性（modernity）之路”。如果那样，它就变成了一系列“变得更现代”的行动。一旦这些任务完成，现代化就戛然而止。现代化就是现代性，一旦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同义词。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这种生存方式使它有别于其他（传统主义）生存方式。
这个过程最近被概括为一个新潮的概念：资产剥离（asset stripping）。这个重要转变让人们留意到一直存在却又一直被疏忽的现代创造力的特点：它的破坏性。
除了装睡的人，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从一开始，现代就是大迁徙的时代。至今为止，不计其数的人远渡重洋，离开无法生存的故土，去往满载憧憬的异国他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热门区域不断变化，热门的线路也不断变化，但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上“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向“不发达”（在现代化冲击下还未舍弃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平衡）的地区流动。
移民是由多种元素决定的。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人口的国家（即使是暂时的）在技术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种优越性足以使他们把这些落后地区视为或作为“无人区”（或在镇压“土著人”的反抗过程中，或在殖民者觉得安抚太过麻烦而挥舞武力的过程中，把这些区域变成无人区）：也就是说，大规模迁徙的条件已经成熟。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技术的进步拓展了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当然成本也不断增加），但也削弱了很多区域容纳人类居住和耕作的能力，经济进步使过去的谋生方式不再可行、不切实际，从而增加了休耕和废弃的荒地面积。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未开化的”“欠发达的”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能够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是倾倒现代化人类废弃物的理想垃圾场。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
简而言之：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产生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和垃圾回收的工具却急剧短缺。
雪上加霜的是，“过剩人口”又增加了一个强大的新来源。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
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警告：“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
新的“地球饱和”——现代化席卷全球，于是现代生活方式也遍布全球——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对于这两个后果，我们曾简要地指出，但它们值得更多的关注。
第一个后果是，曾经能够定期、及时地清理少数现代化地区过剩人口的通道被堵死了，过剩人口的产生超过了其回收能力。
然而，一旦剩余人口的处理通道被堵死，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所有“剩余”的人都留在围墙之内，和“有用的”“正常的”人混在一起。这样一来，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和被永远废弃的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再清晰可辨。现在，“过剩”不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可能性，人们的社会地位将不断在两级之间摇摆。
部落战争和大屠杀、增生的“游击队”（通常只是伪装的土匪团伙）之间相互火并，在这些过程中“过剩人口”（主要是在国内失业的、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也被消灭和吸收。这是“现代性后来者”被迫实施的“本地解决方案”之一。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门，死于杀戮，或被迫逃出国境。
迄今为止，在这些后来者的土地上，唯一快速发展繁荣的产业也许就是大量生产难民。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非常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缓刑监督官的职责不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更好地“回归社区”，而是为社区保驾护航，使其远离这种暂时放任的危险。
一言蔽之：与许多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监狱的任务已经从废弃物回收转变为废弃物处理。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市场竞争造成的就业环境不稳定，是且将继续是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根源。社会国家承诺保护其公民，首先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有更稳定的工作、未来更具保障。然而，之前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复存在。
因此，每个意图解除社会国家的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或发明一个新的“合法配方”（legitimation formula），使国家权威和纪律要求能够赖以生存。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一个特定的集合是否是一个“社会”，它的边界在哪里，谁属于或不属于这个集合构成的社会，都取决于作出选择和推动选择的力量，取决于它对个体的控制力和个体的服从程度。这种选择归结为两种强制力（或者说，一种具有两种效果的强制力）：秩序和规范。
当代的伟大小说家、哲学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告别圆舞曲》（La Valse au Adieux, Galimard, 1976）中描述了所有已知社会中显然存在的“对秩序的渴望”：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事实上，对秩序的渴望未必源于厌世，却会促进厌世，因为它为厌世支配的所有行为提供了一个借口。我们说过，任何秩序都在不顾一切地把一致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强加给人类世界，但人类倾向于多样化、反复无常、不可预测。
另一种强制力是规范。规范是秩序模式在人类行为上的投影。规范告诉人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有秩序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它把秩序的思想翻译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在单纯的不正常和更邪恶的背离之间，从来没有明晰划定的界限，其划定规则常常会引发激烈的讨论。因为，容忍限度问题决定了两者的区别。
秩序的设立和推广意味着实施驱逐——把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加诸将被驱逐的人，使他们屈服于这种制度，从而驱逐他们。
就秩序而言，被流放、被驱逐的是那些“违反秩序”的人；就规范而言，则是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无论哪种情况，责任主要都在于被驱逐者，秩序和规范都预置了责任，先验地决定了“罪”与“罚”。是被驱逐者自己错误的行为，使他们成为被驱逐的对象，他们自己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被驱逐表现为社会性自杀的结果，而非社会性处决的结果。
事实证明，（即将）被驱逐的人不适合享有自由。赋予他们自由将导致他们的毁灭。一旦放任他们，可怕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他们将给自己招来各种灾祸。剥夺被驱逐者的行动自由（他们一定会滥用或浪费这种自由）无疑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需要，也最符合被驱逐者的利益。
失去位置的穷人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每个社会都根据自己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模式，塑造出不同的穷人形象，对穷人的存在作出不同的解释，为他们找到不同的价值，并制定不同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
于是，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指引起人们不适的东西，总能引发解决、补救或消除它的冲动）。穷人是秩序的障碍和威胁，也违背了规范。
穷人是双重危险。一方面，既然他们的贫穷不再是天意的裁决，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谦卑恭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有各种理由抱怨和反抗那些更幸运的人，指责他们造成了自己的贫穷。另一方面，古老的基督教慈善思想现在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负担，是无意义的财富消耗。把财富分享给那些得不到命运眷顾的人，曾经是一种对于来世的明智投资，但它“不合情理”，当然也就不符合现世的社会逻辑。
很快，穷人又带来第三个危险：那些温顺接受神的旨意不再努力摆脱苦难的穷人，根本不愿从事工厂的工作，一旦他们习惯并视为“天生”的微薄需求得到了满足，就不愿再出卖自己的劳动。
因此，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就业，稳定的就业、毋庸置疑的就业成为一种规范，失业与贫困画上等号——这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既然如此，为了消除贫困，把繁荣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诱导穷人去工厂工作，并在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方法当然是剥夺穷人的所有其他生活来源：接受条件，无论这些条件多么苛刻，无论这些条件多么令深恶痛绝，它们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严格地说，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道德义务的说教是多余的，把穷人带到工厂车间的并非他们的道德冲动。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工作伦理是一剂良药，甚至不可或缺，可以一石三鸟地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和革命的威胁，能够成为撒在苦涩糕点表面的糖霜。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事实上，当时的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工作伦理，习惯了以工作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由此，选择工作伦理作为工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工作是“人对上帝的责任”这则观念暗示了，把穷人限制在贫穷状态是一种道德要求。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安于现状，不会为了更多利益而拼命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必须保持在满足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样一来，即使有了工作，穷人也只能勉强糊口，就会为了生存而保持忙碌。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这个工业社会的遗留看上去就是一个“保姆国家”，宠爱懒惰的人，溺爱邪恶的人，教唆堕落的人。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人们首先需要把握现在，但新穷人显然对此无能为力：
“临时雇用制深刻影响了饱受其苦的人，通过把人们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它制止了所有的理性预期，尤其熄灭了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然而人们需要这种信念和希望来反抗（特别是集体反抗）目前这个最无可容忍的现状。”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些“被驱逐者”没有要求，也没有计划，不重视自己的权利，也不履行自己作为人、作为公民的义务。既然他们在别人眼里如同不存在，逐渐地，他们在自己眼里也不复存在。
他们不被需要，被社会抛弃。那么，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最简短的答案是，消失不见。
为了使物理隔离万无一失，人们还可以用精神隔离加强效果，把穷人从道德同情的世界中彻底驱逐出去。在把穷人驱逐出街头的同时，还可以把他们驱逐出整个人类社会，驱逐出道德责任的世界。
脱离了社会群体，脱离了公众关注，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总会有强烈的冲动，去摆脱那些纯粹的麻烦，就像擦拭美丽风景中的污斑，或是抹去有序世界、正常社会之画布上的污点。阿兰·芬基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提醒我们，当道德考量被彻底压制，同情心消亡，道德的障碍被拆除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而是因为责任；并非为了施虐，而是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无忌惮、释放野性的冲动，而是以优秀的价值观为名，以专业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务。”
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说，一旦道德共同体的消亡与解决棘手问题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你的生存机会几乎为零”。解决麻烦的理性方案，辅之以道德上的冷漠，造就一件爆炸性混合物。很多人会死于这场爆炸，而最醒目的牺牲品是躲过这场劫难的幸存者的人性。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科尼利厄斯·卡斯图里亚蒂斯最近指出，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不再质疑自己”。然而，“质疑自己”正是西方世界追求令人惊讶的、史无前例的自我完善的最深层秘密，也是西方世界成功追求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最深层秘密。
克劳斯·奥菲最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
当所有依靠选举的政治力量都在奔向相反的方向，把疾病的症状看作康复的迹象，把疾病的原因看作良药，这些建议不可能引起任何关注。出于政治私利和选举收益，似乎所有重量级的、有组织的政党都倾向于忽略奥菲的观点。
奥菲似乎低估了反对者的抵抗力，他忽视了消费者社会提供给反对者的一种现实可能性：不顾一切“终结道德和社会共识”。
这样一来，“工作”就仅等价于商业活动领域的工作，即那些可以买卖，具有公认的市场价值，可以获得报酬的工作。所有工作领域之外的事都扔给了女性。当人们谈论工作时，不会想到家务或抚养孩子，这两者明显属于女性领域；更普遍的是，人们也不会意识到那些日常生活中消耗的大量社会技能和花费的无数时间，即A. H.哈尔西（A. H. Halsey）和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所说的“道德经济”。这种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外不以交易为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
在很多方面，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它们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和邻里关系的无情瓦解，毕竟“社会凝聚力”的维系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付出大量的努力。总体来说，这对家庭结构和家庭活力造成了深远的伤害。
我们不是第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选择走向何方。首先，至关重要但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需要认识到我们身处十字路口，认识到有多个选择都可以通向未来，认识到前行的路上或许随时需要紧急转换方向。
对那些因为需要作出巨大的转变而反对的人，我们只能再次引用科尼利厄斯的话来回答。当一个采访者问他：“那么，你想要什么？改变人类吗？”，卡斯托利亚蒂斯回答说：“不，没有那么夸张：我希望人类改变，正像他们已经改变过两三次那样。”
至少现在还有希望，人类能够再次完成同样的壮举。毕竟，正如帕特里克·库里（Patrick Curry）所言，“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本文于2026年1月21日首发于B站